捫心問，你愛大排檔嗎？

已故蘇聯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拍攝其遺作《犧牲》的時候，已移居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相傳他的工作室，與瑞典另一電影大師英瑪保曼位處同一大廈。有趣的是，即使他們惺惺相惜，超級互相敬仰，兩人從不交流，甚至迴避碰面。

這就是齊澤克在《violence》中提出，對「鄰居」應有的態度。所謂的鄰居，指的就是恰好在你旁邊的陌生人，照計你應與他或她保持友好關係，但那種友好關係實際上別無選擇。比較術語的說法：他者。換個語境，同一性質情況的相反，就是香港版本的「共融哲學」：甚麼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理蘭卡學童都沒所謂，有教無類，只要你操一口流利廣東話，兼擅普通話更佳。「共融哲學」與齊澤克的「鄰居」觀念相反，不同人相處的前題是，請先放棄自身與別人的差異。

翻譯成跡近大而無當的問題：我們如何與不同類型的他者相處？

小販大排檔之類的「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究其根源是戰後殖民政府在不明目張膽介入經濟活動的前提下的恩恤處理。最初是殖民政府特別發牌予二戰身亡士兵的遺孀所經營的，一來讓她們可養活自己，二來向社區提供廉價膳食。不經意但至起碼同等重要的是，在貧苦大眾沒今天物欲橫流的消費生活時，有個社區的聚腳點。非正式經濟活動，是殖民政府治下艱苦生活的kinda出奇蛋前。幾年前幫灣仔區議會的一個出版計劃寫篇文章，便訪問了春園街涼茶舖楊春雷的少東，他便說合和大廈落成之前，春園街公厠的位置，一入黑便成了街坊大排檔的天地。大人圍堆聊天消遣，小朋友便到處跑。而大排檔的主持便是打仗陣亡軍人的家眷。當然，一如今天全世界反對mega tower的理由，合和一落成，為了「行車需要」，大排檔——或再直接一點，street life——便遭肅清。

70年代以來的香港經濟發展，看電視的好背誦教科書的也好，興許已是耳熟能詳琅琅上口。搭條蔥的是，如此的觀念中，舊區／舊物與發展／新生活的分別，只能是窮／亂／污糟／危險，與富裕／舒適／秩序等的刻版對立。雞寮和美孚新村，互相謀殺你死我亡，兩個只能活一個。香港的發展史，就是以鋼筋玻璃高檔建築單一發展的鐵蹄，在香港範圍內長駒直進南征北討的洗底史。在這常識前題中，聽到蔡瀾提議在天水圍搞「懷舊大排檔」而政府積極研究云云，難免有點天旋地轉時空錯亂。

本來遍地開花的庶民生活空間及社區網絡，就是在香港發展軌跡上不斷被驅逐及否定的「他者」。城市發展不斷將市中心的居民轉移到如天水圍等過度管理的新市鎮，同一邏輯推展到極端，損了手，就權宜生硬地回頭安插從一開始便被排斥的大排檔，香港如此發展註定要被否定的起點。

齊澤克的「鄰居」觀念，除可用於對橫面不同種族的分析及批判，轉個90度看，或所謂looking awry，便成了holbein的名作ambassador。食家蔡先生的一番好意，接駁到特區政府的積極回應，便幻化出一滴鱷魚淚：兇手在密室哭訴著要把死者的精神延續下去，嗚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