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想矛盾 ——「趨勢」的歷史政治學

試讀兩段文字：

一（註一）：「香港人也正在摸索：香港人和社會慢慢學習區分——香港不單止不是大陸或台灣，而且還有自己一套的語言、生活。……以本地社會問題、利益為主題的議程出現，代表著上一代「舊政治」的淡出。……新社會議程的出現超越了舊有的左與右之分，同時也攞脫了原來國共那種意識形態框架，給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間，各自以其價值、角度來審視香港的社會狀況。簡單一句，香港人已不甘心於只當夾縫——國共之間、中英之間——的群體；香港社會可以自成一體，有獨特的性格。」

二（註二）：「中門大開，人來人往，乃香港文化的特色。……一種具備區域層次的視野並非今天才出現的香港文化新事物，而是向來都存在的特質。……要為香港文化尋根，我們不可能將焦點放在本土之上，以為只要不斷向下發掘，便能找到更接近根源的元素，而忘記了它從來都有強烈的區域聯繫。而要保留香港文化特色，或者也應該包括保留它的流動性。沒有了人來人往的部份，香港文化會變得單調。」

問題：兩段文字的觀點對立嗎？


detour

嶺南文化研究系的羅永生在其新書《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裡，提到對二十世紀初華人精英何啟的詮釋問題。何啟的父親何福堂牧師是漢學家理雅各的高足，何啟本人則同時是倫敦受訓的大律師及香港第二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愛國主義史家卻異口同聲把何啟譽為現代思想家，晚清時期的資產級改良派。

甲午戰爭後何啟曾出版《discourse on the new government》、《found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administr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以優越的殖民地知識份子身份，大肆批評清庭的腐敗及失效，並提出他對新中國政治體制的全餐——矛盾地令他成為愛國史學者稱頌的現代中國思想家。以流行的愛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對立而言，難道這不弔詭麼？為甚麼可以既站立於傲慢的殖民主義高地，復可以獲得愛國主義史學家的頌讚？

一方面何啟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過從甚密，但史家往往有意無意忽略了何啟於港英殖民統治的參與。何啟的著述不僅遠非提供某種大中原、中央集權的統治理念，他的態度與立足點卻以殖民地傲慢的文明開化任務（civilizing mission）為基礎。英國人的政治制度及哲學，毫無疑問跑羸晚清的腐朽，何啟之類的華人精英可以居中代勞。

箇中當然存在錯綜複雜的殖民與民族主義形構，但羅卻提及一段軼事：以英文書寫的何啟，其論著之所以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於華文世界開枝散葉，全賴其好拍檔何禮垣。何禮垣不僅把何啟的文章翻譯為中文，還要把文章裡殖民者式的傲慢與偏見，飛沙走石加鹽加醋地改裝成的優美文言妙文。換言之，何啟究竟是黃皮膚白面具的類殖民主義者，還是一個潛藏於殖民地權力核心的民族主義臥底？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註釋

文首第一段文字，出自《號外三十》「城市編」的序言。作者呂大樂提出七十年代目擊著社會、政治、文化娛樂等各方面的轉變，香港出現了「理直氣裝地、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他闡釋《號外》創辦人陳冠中的想法，指香港本土文化的建造是個「進口替代」的過程，即「植根本土社會的文化逐漸成為了普羅的、主流的文化，文化消費由舶來品轉向帶有濃厚本地特色的產品」。以呂氏於《唔該，埋單》的說法，七十年代就是「建構一個自成一體的香港社會的過程」（註上註：《唔該，埋單》第一版於九七年出版，新版出版於零七年。新版只多了一篇後記。本文要對照的卻是《號外三十》和呂氏於《文化現場》的文章。且呂氏既於新版不加修訂照刊該文，當然讀者就不用客氣假設他於二零零七年時亦不無矛盾地持同一想法）。

第二段文字，出自本地文化雜誌《文化現場》第十四期專題「出香港記」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香港文化「並非獨立於周邊地區的一個文化實體，而是省港澳或華南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相較於東南亞等地區的封閉及限制，冷戰年代卻因為「各種不同主張的刊物、文化活動、團體能同時共存，客觀效果是進一步強化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格」，令香港成為其時華語普及文化最大的生產基地，在區內無孔不入。作者指近年香港舊有優勢已因地沿政治的變化而消失，香港正面臨原地踏步不進則退的問題。所以新一輪輸出文化及文化人，同時也是自我認識自身的重要一步。無獨有偶，這段文字的作者亦是呂大樂。


發展就是重演

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早於零八年替李照興的《潮爆中國》寫了代序〈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後，文化人是否要北上，香港是否要轉型，香港的地沿政治環境是否已改變，如何面對城市際的競爭等，著販夫走卒又好文化人也好都在潮爆討論。

呂氏上引兩段文字的可讀性，不是所謂前言不對後語的簡化批評，一如何啟能人所不能地同時擁抱看似對立的殖民主義和愛國主義。事實上，兩段文字所描述的香港均有不少實牙實齒的事實基礎，加上兩文出版時間分別為二零零七及二零零九，幾近同期，不構成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問題。問題卻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對香港文化沿革及展望的描述和定位，會有庶幾近對立的看法？抑或呂氏其實說得沒錯（即值得問的，是為甚麼有人會認為這跟本土文化發展存在矛盾），只是含意迥異？沒所謂矛盾，似乎因為連矛盾的基本條件也被他取銷了：當年被論者甘之如飴自成一體的「香港本位」，只不過是機會主義隨時滑動。

羅永生筆下的何啟，重要性當然亦不只是雙重身份食兩家茶禮等簡化批評，而是形成雙重人格的歷史社會條件，及這種條件如何構成所謂香港身份的基本座標，一語成讖地構成了羅氏所謂的勾結式殖民性——香港揮之不去的文化格局，說是香港未解之殖的詛咒也無不可。

奢談北上是解決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的出路，「環境變化要適應」被包裝成cest la vie式的折衷實用回應，看似自然合理的趨勢——難道這不正正就是最不起眼，卻最具政治性的宣判嗎：繼續重演百年殖民詛咒，做其遠東版的薜西弗斯，連說矛盾的資格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