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走的激情 ——八十年代是句號抑或問號？

湯禎兆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新出版的《溜走的激情——80年代香港電影》的文章〈青春與秩序的角力〉裡提到，《公僕》（李修賢，1984）及《邊緣人》（章國明，1981）等八十年代初的電影裡，年成人要回復遭遇危機的秩序，往往需要以毀滅及淹沒年青人的蠻勁及挑戰為代價。類似的格局即使在近年還是如咀咒般徘徊，《烈日當空》（麥曦茵，2008），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幾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中學生，一個外強中幹的成年人世界，童叟無欺的苦悶。一番碰撞後死的死，做回乖仔的做回乖仔，水過不留痕甚麼都沒發生。強作比較的話，《烈日當空》的成年人秩序恐怕回復得太輕巧順滑合理，幾乎毫無代價地把青春的燥動徹底吸納。在千禧也快過十年時，要麼是導演一廂情願認為成人世界真有如此能耐，要麼就是世界已是徹底的苦悶沒出路，只能非理性地寄望奇蹟。

如此的苦悶，現實生活裡更非沒迴響。今年三月起，筆者與幾個朋友定期舉辦豆泥放映，選播的大都是八十年代初幾年被稱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作品。隔個星期二晚，少則十多人，多至四十人不等的觀眾就聚會看片，九十分鐘的電影另加映後討論個多小時，然後吃飯宵夜吹水至深宵。一班二、三十歲的人就如此將時間投注在一堆老港產片上——一批片源其實不特別難找，但自己未必會主動找來看，一看卻可以天南地北無邊吹水的港產片：文本、現實、歷、形勢、社會、政治、電影藝術、將來、出路，聊極不完。

未辦之前還在戰競，怕被認為是三數阿貓阿狗的個別「懷舊」癖。容筆者大膽推論，參與的年輕觀眾討論時展現的熱烈及著緊，興許是因為以相隔三十年的眼光來回顧這些新浪潮電影，能夠切中香港及自身當今面對的某些社會文化歷史死結。這樣說並不意味將當年的導演靈異化為先知，幾十年前已預視了往後香港的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案，而是思考自身，思考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資源是必不可少的，哪怕這些文化資源是所謂已失敗、沒落、過時的一現曇花。當年一句常用的對白：「冇野諗，咪拗份老襯」（大意指「沒甚麼理想，惟有浪擲青春幹份苦悶的工作」）。不敢誇大參與者的「代表性」，顯然大家都不希望如此，但在此時此刻乾枯的香港，面對排山倒海的合拍片，可以怎樣安身立命？


尚未閉檔的八十年代

在這意義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剛出版的《溜走的激情——80年代香港電影》，便顯得當時得令。當然每個所謂年代都以其獨特性而被定義及論述，對八十年代香港的認識迄今仍然是明顯地含混和斷裂：政治及社會空間因前途問題及六四解放軍屠城而猛收縮，文化娛樂空間卻是紫醉金迷開到糜爛。文化及政治斷非截然二分，而總是千絲萬縷關係糾纏。表面上各走極端，但其之間的關係、歷程恐怕未必是簡化的「末世狂歡」便可以完全解釋。政治表面上是橫衝直撞勢不可擋，則文化娛樂是配合是猶豫是反抗還是沉默？

以目前論著的數量及質量而言，兩者關係的懸空部份，遠遠超出已有明確答案的部份。曾被認為是替香港電影打出新江山的新浪潮電影，與及緊接的八十年代港產片黃金時期，對電影工業本身，以至香港人的集體意識又扮演了甚麼角色？正如編者家明所指出，流行看法裡的八十年代香港，往往失諸簡化流於情緒宣示：要麼是好幾年前cookies《心急人上》式的嘲弄，要麼便如何韻詩《你是八十年代》式的「膜拜」，不是「老套」便是「美好」。深耕上述問題，應可以為對八十年代的流行看法的困局提出某些新的視角。

除了上文引述的湯文，書中幾篇文章筆者均相當值得討論：陳嘉銘的〈被消滅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香港電影類型的消亡〉提出了要了解香港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浪奔浪流的種各類型及次類型，便需要認識香港社會、政治環境的變遷，因為荷理活的電影類型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鳯毛的〈「新浪潮」的影評風〉從考察當年影評人甚麼準則衡量新浪潮電影成就的偽矛盾，過渡到揭示出影評的作用，應為揭露出電影如何介入電影圈以至香港社會的現狀。換言之，所謂「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新浪潮各式未竟之志，才是尚未完全挖掘的寶藏。

翁子光的〈「港男」的蛹——追溯八十年年喜劇的男性形象〉問了一個問題，近日沸沸揚揚的「港男」討論，其歷史形構能否在八十年代的不同類型港產片的的男主角形象塑造中，編織出某條線索？這條線索又跟電影工業及社會環境經濟條件的變遷有沒關係？還有張偉雄的〈美麗潮汐——就是夏汶汐〉，以主要活踴於八十年代美艷不可方物的女星夏汶汐為考察對像，以其所演過的角色譜出一道對性別角色以至倫常規範的光譜，換言之也就是一筆又一筆以電影探索社會無意識界線的記錄。

從社會、政治等面向討論電影當然不一定最有意義，但電影作為某種社會產物及實踐是難以否定的。上述文章主題、方法、對象有異，各自的觀點更應該繼續深化討論，其共通點卻是示範了以社會歷史視野，立足於電影及相關的評論活動，打開某些線索，問題化了理所當然的社會，也問題化了理所當然的電影，把八十年代還原為一個有待探索、接駁著更早的過去及今天和將來的對像，而不是已經「完成式」地置放在歷史貨倉裡的某一死物。


另一意義的寫實，另一意義的將來

波赫士曾經寫過一則名為〈埃瑪‧宗茲〉的短篇，故事是這樣的：埃瑪抓起電話報警，說工廠經理把她召來想了解工廠罷工的情況，見面後卻侵犯了她，出於自衛理由埃瑪把經理幹掉了。這個版本的死亡是虛構的，但所有人竟然都深信不疑。

人們的誤信，是有如此基礎的：某天埃瑪被告知在遠方的爸爸服過量安眠藥去世了，想起爸爸被工廠經理冤枉盜取工廠公款，走避巴西還要自殺收場，埃瑪不禁先胃痛腿軟，繼而下定決心要為爸爸報仇。儘管埃瑪所供稱的版本內，人名、時間等都是虛構，人們還是被她千真萬確的聲調、羞怒、憎恨籠罩下，甚麼都變得可信。換言之，人們不是愚蠢得被她虛構的內容瞞騙了，而是埃瑪可憐的真實生活經驗太強勢，避無可避地在她的話中留下烙印，無論她說的話如何極端或天馬行空。

這難道不就是統統哪怕是虛構出來的電影，其不同程度的寫實性的終極基礎嗎？沒人會愚蠢得誤認電影就是現實世界，但若因此就走到另一極端指兩者根本亳無關係，或電影只反映及說明現實，恐怕就有如自斷雙手，堵截了對電影和社會／歷史之間關係的思考可能。換言之，問題並不是電影是否真實或是否反映社會及歷史，恰好相反，電影如何回應干預介入社會，以至在甚麼條件下，作為行動的電影成功或失敗，才是以非戀物及懷舊地考察電影史的進步方法。

資深影評人及電影工作者陳耀成，當年以「過去的希望」為主題，論述新浪潮年代重要編劇陳韻文，思考香港電影新浪潮、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光輝」。他強調的不是願望「落空」那部份，而是謙稱為了找尋「對未來某種可能的投射」及「從歷找中尋找啟示」。同樣的發問姿態，除了可用諸討論陳韻文，難道不是同樣適用於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與期因為八十年代已經過去而替「溜走的激情」加上句號，繼續考掘八十年代之於電影行業以至香港集體身份意識的意義，將「溜走的激情」狠狠地逆轉成問題，難道不是更加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