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電影不見了? 記藝發局電影與媒體小組座談會
八月底藝發局選舉時,本網訪問了電影及媒體小組的候選人崔允信,他認為杜sir的問題是向電影工業傾斜,而他認為藝發局的本 份,卻是在如何支援本地 獨立電影的土壤。言猶在耳,若崔允信「向工業傾斜」的說法還是過於抽象,座談會的討論便彷彿為傾斜是甚麼意思,下了一個有趣的註腳。
發行的(非)政治
有自力辦電影節的與會者指出,精打細算的話,搞電影節和小本發行是可以的,三幾百蚊印海報、逐間場地敲門問放映的可能性、儲 錢製dvd或把現成的海 外動畫dvd的版權買回來、甚至沒錢就外出打工賺錢來繼續搞等。獅子山下的拼搏精神。也另有與會者談及該機構於內地及台灣搞pitching的經驗,即類 似讓制作者與買家碰面招商的活動。先招一大批紀錄片工作者交計劃書,然後再廣邀世界各地的紀錄片買家及投資者,有車水馬龍的展銷場面又有一班熱誠紀錄片工 作者的制作,成交!(記者難免想起geoff bowie的the universal clock: the resistance of peter watkins裡提到的mip-tv,即全球電視 頻道買家搜購紀錄片的名利場)該機構的代表亦以其近期的一套頗為成功的紀錄片為例,說明發行是否可為,歸根究底就是「質素」。在山寨的掙扎求存及勝者為王 的殘酷競爭之間,也有機構比較務實,想方設法找機會,例如與影院合作於長片放映前加映短片,游說航空公司把獨立制作放到航班椅背的頻道裡,開發網上新媒體 等,諸如此類。
沒有惡意,但類似的討論,與商業機構的市場推廣部門,為一種未進入市場或市場佔有率低的產品度橋分別並不很大。所以問題就是,藝發局要做的事,是否就是這種任何盈利眼看見有利可圖就插雙腳進去的生意?又或者,推廣本身,除了以人頭或票房或賣出多少隻dvd之外,還有甚麼意思?舉例來說,若航空公司拒絕放映同志主題的電影,這是一個東家唔打打西家的問題,還是推廣本身便是有其社會文化政治維度的事情?關於獨立電影發行的討論,是否 更應處理這些問題?該如何處理這些議題?這就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藝術局認為在電影和媒體範疇裡,該做的是甚麼,和為甚麼?
因循抑或忘本?
與會的小組顧問舒琪於開場白便說,當有人說香港電影近年似乎有點起色,獨立電影的發行及推廣近年似沒大改善,甚至越來越困難。從藝發局的角度,他們有需要多聽意見,把握現在這種急速變化的生態,以免一直因循,或固守慣例。
但若根據港大比較文學系張美君博士的新著《尋找香港電影的獨立景觀》裡的訪問,電影及媒體小組的問題,或許不是因循。恰恰相反,是忘本。按書裡藝發局電影及媒體小組首任主席陳嘉上的說法,培育及支持獨立電影的發展,正正藝發局增設電影及媒體小組的原因。
雖然都是出於從電影工業發展的考慮,但有別於杜sir「冇分咩獨立唔獨立」及「電影只有分好睇唔好睇」等的斷言,陳 嘉上九十年代時認為香港表面上聲勢浩大的電影工業並沒有一個相應的電影文化在背後支撐,工業本身不保證創意,又指電影工業與學術及獨立電影不應割裂。所以 他當主席的時候,主動邀請以影像媒體參與社會運動的團體「錄影力量」申請藝發局資助,又促成了發行獨立電影的「影意志」成立,亦鼓勵業界調動資源,協助獨 立電影的制作等。以錄影力量的鄭智雄的說法,藝發局「是相當進步的機構」,較少高高在上指點江山的傲慢。換言之,電影及媒體小組,成立之始並不視獨立電影為進入業界的踏腳石,而是視之為需要與業界並存才能構成完整健全電影文化的一部份。
當「獨立」遇上「發展」
太初的狀態也只是其中一種狀態
,原本的理想和任務不一定要千秋萬世或一成不變。席間崔允信提到獨立電影的發行及推廣有一個大前提兩個大目標:大前提是不能讓「發展」蓋過「獨立」,目標是保護言論自由及多元化;二是建立有深化空間的分眾。這些比較原則性的提法,要麼是席間沒其他與會者跟進或回應,要麼便被熱情不夠或質素不夠等說法被否定掉。
直到有一位與會者,他表示他沒有向藝發局申請資助,也沒有甚麼冤屈困難,但他並不是來聽各位前輩教訓和學在業內生存的道理。進一步他指出,席間當然 有許多行內前輩,但他們在當場的身份乃是手執分配公共資源權力的公職人員,連曾蔭權都要裝模作樣搞個「置安心」來針對他所理解的青年房屋問題,但整個討論 會卻連甚麼形勢分析及理念原則的討論都沒有。當然最後也是沒回應,杜sir也只得說「唔敢教你做人」和「好多野唔係靠我地就可以做得到」。
筆者並沒有一幅很完整的文化政策圖像,不太懂得把這個討論會所突顯的問題,安置在整幅圖像裡。當主席杜sir給自己的任務是「幫小朋友入行」時,這 是對電影與媒體小組的性質及功能一個質性的轉變,獨立電影連過渡、踏腳石的資格都沒有了,它根本便是被判為不存在。這不是會一個無需解釋的決定。或者從這 角度看問題難免有點中遺老的感覺:彷彿藝發局與藝團之間應是有種光棍齊齊打江山的幻想。但,為何不?
直到有一位與會者,他表示他沒有向藝發局申請資助,也沒有甚麼冤屈困難,但他並不是來聽各位前輩教訓和學在業內生存的道理。進一步他指出,席間當然 有許多行內前輩,但他們在當場的身份乃是手執分配公共資源權力的公職人員,連曾蔭權都要裝模作樣搞個「置安心」來針對他所理解的青年房屋問題,但整個討論 會卻連甚麼形勢分析及理念原則的討論都沒有。當然最後也是沒回應,杜sir也只得說「唔敢教你做人」和「好多野唔係靠我地就可以做得到」。
筆者並沒有一幅很完整的文化政策圖像,不太懂得把這個討論會所突顯的問題,安置在整幅圖像裡。當主席杜sir給自己的任務是「幫小朋友入行」時,這 是對電影與媒體小組的性質及功能一個質性的轉變,獨立電影連過渡、踏腳石的資格都沒有了,它根本便是被判為不存在。這不是會一個無需解釋的決定。或者從這 角度看問題難免有點中遺老的感覺:彷彿藝發局與藝團之間應是有種光棍齊齊打江山的幻想。但,為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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