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悔護主——小論《無用》的可讀性

遲到好過冇到。去年亞洲國際電影節上映過賈樟柯「藝術家三部曲」的第二部，《無用》，碰巧外遊錯過了。一年人事幾番新，亞洲國際電影節今年鬧出了風波，百老匯把電影節收割了，但賈樟柯和他的《無用》還是給影意志請了過來，在西九無敵屏風樓王圓方的grand cinema同另一部中國獨立紀錄片《傘》連方兩星期，唔得閒都要去睇。

都說賈是個以電影寫社會學想像的藝術家。從衣服這物件為出發點，三爬兩撥便速寫了三種迴異的人和物和社會關係。

一種是如同koyaanisqatsi（當然沒其大規模的速度manipulation），把一間製衣廠翻譯成一首以視覺構圖編織的視覺交響曲。車間的佈置、操作衣車的身體、越過鐵欄的突然慢動作，不是要將工人表現為最先進生產力，亦非人間地獄式的煽情，而是在流通生產消費均徹底異化的狀況中——即製衣女工不知誰會把衣服穿上身，穿上身的亦不知道售貨員姓甚名誰，售貨員與製衣女工可能相隔了一個太平洋的那種狀況中——把「人」找回來。一種是作為社區成員的裁縫。在山西汾陽礦區的裁縫店裡，會有小夫婦打情罵悄會有街坊邊改衣邊閒話家。

還有一種大概是本片的話題點吧，時裝設計師馬可。香港九成九不知道，但馬可是在世界時裝界火得很的年輕設計師。馬對衣服，或者說如何以設計演繹她對衣服的看法，簡單來說便是物件是有歷史的。尤其是一手一腳製成的工藝品，在非工業生產的世界中，有傳承有經歷有故事。銅板的另一面，就是在工業生產，一式一樣的消費社會中，生產與死亡才是天生的一對，還要是相當緊湊的一對。

馬可的回應，便是把一件她設計的衣服埋在地下兩年，任由泥土和大自然發落，然後拿到巴黎接受桂冠嘉勉。在凡事紅旗滿天大國堀起的當代中國，有橋得黎很悖論是不是？不敢胡亂為馬可說話，但百幾年前由英國開始席捲歐洲（二三十年咁大把）的工藝美術運動，對立面的兩邊的，是手工藝及大模生產式，而不是民族主義式的自矮或反射防守。工藝美術運動不是一勞永逸地凱旋而歸，或者這也埋下了需要認真回應的伏線，但畢業於蘇州絲綢工藝美術學院的馬可，對此應該不會不是了然於胸的吧。

由衷地說，賈樟柯實在是很君子的。他關心的是在一個社會分層，對事物的洞識力確實是人與人之間有區別等客觀存在的社會中，製衣女工與馬可實在是不同的，甚至互相不會特別關懷雙方的處境。問題意識是這個了，但立場是怎樣大概難以很明確看到。賈說過，拍劇情片是當對要拍的東西有相當了解，例如他成長的八十年代山西，和當時的少年小混混，這就是小武站台任逍遙。甚麼時候拍紀錄片，就是當對拍的並未很有把握。我斗膽駁下去，便是拍的過程便是了解學習和靠近的過程，本著真誠把對象呈現出來後再評價或批評未遲，這就是我認為賈樟柯最君子的地方。

在山西礦區那一段裡，賈在一家裁縫店遇著一位著時髦但廉宜塑料光面上衣的婦人，按奈不在亮出自己導演的身影訪問她。紀錄片導演現身永遠是黑洞般的話題，但在此想點出的是，訪問過婦人及其裁縫轉礦工的丈夫後，夫婦的小孩跑出屋外，但見以麻繩曬晾著幾件工件服，不敢說是污污糟糟但肯定不是光是同類嗎？在此提提杜象的簽名尿兜及乾瓶器，會是思考資源還是陳腔濫調？

最後想提的，是賈經常提及的以美學方法突破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界線這論題。在《無用》中，他一再強調有兩場是所謂「補拍」的：一是帶馬可到駕著房車到山西，巧遇後來拿著外套去補的礦工，二是裁縫店與丈夫耍花窗的少婦，後來大著肚縫製bb服那一幕。這是違背了紀錄片原則嗎？賈說這是他有意挑釁國內某些「紀錄片」原教旨主義者的，他們一些主張如拍人物走路一定要在身後拍，因為你總不知道他們會往那方向走，便是賈有意挑戰的。賈說得很淺白，只說再假的東西紀錄片都拍得出。但從他補拍的東西閱讀，或者可以看得更情楚。

裁縫店少婦縫製bb服一幕，沒錯是補拍的是創作的。但闊一點看，這家裁縫店之前的「戲份」，是店裡的人的閒話定家以至耍花窗的融洽氣氛，丈夫對怒火中燒的妻子嬉戲地說「轉頭她便笑嘻嘻了」便為這家裁縫店大致定了性。補拍之所以有需要，是因為後期製作期間，賈得知少婦懷孕了。懷孕不是劇情安排，而是融洽的家常氣氛某種之前隱而未見的發展線索。得知了懷孕這消息，再補一場縫製bb服的戲，是進一步提升表達的完整性，還是破壞了紀錄片的誠實？一般黎講，劇情片和紀錄片之爭，生活比任何戲劇都戲劇性，我以為已能最有力地點明當中的假對立，但《無用》中的因為懷孕而補拍，無疑為同一問題開出了一條更概念性的思考方向。

講左咁耐，好似戲情又有分析又有（啲），但八十幾九十分鐘的電影經驗是另一回事。賈走過了基本上不是選擇的山西三部曲，把自己放到無論是主題上產業位置上都徹底是另一回事的藝術家三部曲，他的溫柔他的關懷只有來越令人激動（他的常用語），沒甚麼好想，圓方係遠係唔就腳係屏風樓乞人憎，但買飛入場吧不會令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