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件和定論間尋找力量，或a very partial guide to historical agent

說明：八九至零八年之間，《明報》及《文匯報》六月四日及五日關於六四報導的大標題

（版面問題，圖小得太可憐，想看原圖請敲這裡。事實是幅圖係主菜，樓下的文字只係一發不可收拾收唔到手的伴碟小菜。）

出生於1917年，還在世的英國左派史家霍布斯邦在他自己的《the age of extrem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裡說到，要書寫二十世紀的歷史，某個意義上是不可能的，正如一個人不可能如其他人般從一個旁觀、外在的角度書寫自己一樣。他他生命所橫跨的時間，與書裡的內容大致上是重疊的，所以他無可避免的帶著一堆史學家應該努力克服的「觀點」和「偏見」。

絕對不是要伸張甚麼客觀中立的史觀，那是神話，是有如天堂的彼岸。早前曾蔭權提出了一個彷彿石破天驚的講法，說國家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香港人也從中獲得不少好處，因而能夠客觀地評價六四，並謂這是代表香港人的意見。這句話石破天驚之處，從時事的角度看，就是六四廿周年尚未平反，曾蔭權憑甚麼說香港人已經被經濟好處買起了，並名之謂「客觀評價」？學究一點看，就是客觀評價的能力甚麼時候開始與經濟水平掛鉤了？擺脫無謂枷鎖才是獨立思考，不是啟蒙運動下來的經典定義嗎？

輕輕回顧歷史，不僅可以發現曾蔭權其實已不是第一放如這篤屁，早在四年前他開始競逐特首選舉時，已在電台過類似的話。立場與曾蔭權相異的香港人，肯定不在少數，但我們的立場又是甚麼，可以是甚麼？表列兩份報章二十年來對六四相關報導的頭條處理，出發點就是這條問題。隨便找甚麼報紙都可以，兩份三份十份都可以，反正有了兩個日子二十年的跨度，就成舉陣。讀者可以按自己的看法組裝、分類、配對、割裂，詮釋出場廿十年來的演義，過程中詮釋者將會發現自己無情地溢出的欲望和情緒——正如報紙輯編決定新聞如何報導，亦無情地暴露他們溢出了的欲望及情緒。歷史固然有事實的面向，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其動態的、政治性的一面。如果你以為我們一直以來的選項就是平反六四與否，把抹不掉的歷史陳列在讀者眼前，就是希望鬆動出某些空間，讓這些看似風紋不動自有永有的選項，道出它們自己廿年來的掙扎和猶豫。

說個笑話：話說從前有個工人，他被工廠管埋層懷疑他在工廠偷東西，每天出入工廠都被門口看更仔細翻他的行當及手推車，但一無所獲。經理越想越不對路，最後發覺自己被搵了笨：工人偷走了的，就是那架他們每天在翻的手推車！

無需要等待結論，亦別要寄望把事件百分之百還原。文首霍布斯邦的感慨，可以讀作他認為寫史就必需要恪守專業史學的某些規範，也可鏡像地讀為他其實認為寫史無可避就是介入歷史。歷史作為個別事件，其實「真相」的客觀性和絕對性，與事件形形式式的表述和再現之間，就是行動的空間。沒人希望像笑話裡的工廠經理，每天眼巴巴看著自己要找的東西與自己擦身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