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佬的心願，或難以啟齒的自由

今屆華語紀錄片電影節短片組冠軍得主，乃台灣導演賀照緹的《我愛高跟鞋》。電影把消費高跟鞋這回事，還原並回溯成一條跨國而涉及眾多不同部門及人事的生產鏈。由紐約曼克頓同時是頂級高跟鞋的設計師及消費者開始，追到台資於廣東省「Made in China」的所謂「精品線」，接著比較下欄級數的工廠，一直追到東北的牛皮廠。

這種對品牌或消費品生產線的追蹤，乃是批判全球化的基本馬步。Michael Moore的任何一套電影、《毒食難肥》、《海豚灣》等都是信手可拈的例子。多高檔多精緻的消費品，生產線一旦被攤開，都難免奇臭無比血跡斑斑。在這種全球生產線的視覺下，全球化就幾乎等同滴水不漏的系統，條分縷析的科層，及所向披靡的強制。

就如開場前工作人員的提醒，電影最後大牛小牛連續屠宰及剝皮的片段，連同小牛餘音裊裊的哀鳴，無疑是當頭棒喝位，也幾乎是任何冷靜平實的紀錄片必要的陰暗面。然而，經營「精品線」的台資工廠東主，無論在廠房內如何萬人之上運籌惟握，但當面對歐洲品牌的代表時，卻是動彈不得七個一皮。打工女孩看著每天碰上過百雙的潮物，下班後也只能牽著其他女工的手，在工廠附近買雙廿多塊的便鞋。不僅工廠東主無法完整的駕御整條生產鏈，工人更與自己的出產，更是隔開了幾個階級的距離。《我愛高跟鞋》令人無法釋懷的地方——恰恰不是操弄和控制——，難道不是全面的無奈和失序嗎？

日常語用裡，「自由」是個抽象而相對的概念；而流行的偏見裡，農夫不僅知識水平低，其生命也是被自己那塊被曬得裂開的土地牢牢綑縛。一句話，百辭莫辯的不自由。有趣的是筆者曾經三番四次，從不同本地農夫口裡聽到他她們說「耕田唔知幾自由」。在跨國食品企業、運輸及能源政治、快餐文化、食物安全等天羅地網的全球化境裡，農夫身上舉重若輕道成肉身的「自由」，我們又能明白多少？

即便台商的工廠管理向來都以狠辣見稱，走在工廠內的種植及飼養區，《我》裡頭鞋廠東主提及他退休後的打算，竟然是回家鄉種田。這除了是何不食肉靡的犬儒，會否還是一輩子對著機器、層級及客戶之後的肺腑？

（刊七月十五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