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不自然）回歸

友人近日談及香港獨立音樂圈，說香港沒有好音樂，皆因缺合適的「文化土壤」。另一友人在另一場合又說，很想看《熱浪球愛戰》，意不在看周秀娜，而是因為電影宣傳片有句對白：「我要喺呢個沙灘上，『落地生根，開枝散葉』！」一時間，對事物和現象的反思和批判，都在與大自然相關的意象裡，找到當頭棒喝及本質的表達形式。

齊澤克在《How to read Lacan》裡，提及堪稱最偉大的三位思想巨人：哥白尼、達爾文和弗洛伊德。哥白尼的地心說否定了地球是整個宇宙的中心這謎思；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學說，則逼令以理性自居的人類直面自己連自己的意識都控制不了這事實。達爾文呢，他的成就看來還比較謙虛：他嘗試思考及梳理一個沒有人類的意識及外力的「大自然」是如何運作及變化。

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時於1859年，工業革命已發生，啟蒙運動亦已開到靡爛，人類及所謂「理性」已經穩坐世界核心——文明及歷史發展，要克服上帝的絕對權柄，及大自然千秋萬世的不變。但《物種起源》要處理的，卻不僅是大自然如何發展及變化，更是在人類缺席的情況下如何變化。效果上，人類從敬畏自然，依賴自然的一極，被達爾文的學說正式安放到另一極，人與所謂大自然已經成為兩個個別的世界，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後來的發展就耳熟能詳了。工業文明，物質財富越發達，社會就越懂得「重新發現」大自然、環保、生態、土地的重要性：登山遠足、潛水出海、周末農夫等，都涉嫌是同一背境下的產物。大前提是，無論城市生活多倦人多墮落，閒日是做速遞還是抄石油還是文化創作，大自然作為避風港都能收留你，一個周末咁多。

談論自然思考自然，換言之，已經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各人的「自然」並無理所當然的共通性，可以是終極絕對的權威，可以是人類文明的「郊野」，或對現代文明的深刻批判——歷史對「自然」開了自工業革命計起足二百年的玩笑。兜了一個大圈後，如今天我們都能發乎自然地以自然為喻依，認為自然的原理及機制是有批判及本質性的參考意義，這批判的力度和基礎難道不正是在這史詩式的玩笑嗎？

原刊七月廿九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