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偉雄的倉鼠

二十世紀的大儒梁漱溟，固然是家傳戶曉的新儒家學者。近讀他三十年代出版的《鄉村建設理論》，才認識到他曾於二十世紀的二十至三十年代，奔走中國各地，推動所謂「鄉村建設運動」。當時的中國，舊的垂死新的未活。他認為由十九世紀中同治光緒年間中國被逼對外開放始，就開始了中國的百年鄉村破壞史，傳統的農村組織及文化被不可逆轉地質疑、破壞。

梁漱溟由北京到廣州到河南推動鄉建建運動，目的其實不單在鄉村本身，而是整關係到整個民族的前途。當時一些流行的說法，例如中國衰敗當歸咎於帝國主義及軍閥，又或者某些如「貧、愚、弱、私」等的個人劣根性等。他乾脆地否定：前者好像中國此刻就多了兩樣東西，去掉就好了；後者又好中國此刻有這四樣缺乏，添補進來就好了。換言之，梁氏其實示範了一種思維的短路：民族前途是抽象的概念，他從這抽象問題的思考，將答案猛然鎖定於最瑣碎，從今日香港的眼光甚至是無關痛癢的鄉村建設問題。這不是一條現成的陽關道，而是他一種主觀而帶行動後果的判斷。

大儒的思路當然高層次，香港警察於七一遊行翌日發表的新聞稿，難道不是梁氏思維短路的相反版本，一個滑稽的相反嗎？替補機制扭曲了香港人的選票，剝奪了香港人的政治權利，此等破壞社會原有並且基本到極點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提議，乃是今年七一參與人數達零三年以來最高，及大量市民主動留守的基本原因。特區政府不願意或沒膽量面對這局面，卻以廉宜的「破壞社會秩序」為由，武力清場及拘捕示威者，還臉不紅氣不喘把事情包裝成勝利完成任務。這種短路，一笑也。

當中生死悠關的區別，在於是否有意迴避真正的、核心的問題。情況就如一對恩愛的夫婦，太太在交通意外中不幸離世，但痴情的丈夫卻能處之泰然。原來秘密就在於太太生前的閨中竉物——倉鼠。丈夫無法面對至親離世之痛，便以細心照顧倉鼠權宜地替代之。有效嗎？暫時。結果，一天當倉鼠也四腳一伸，丈夫再也無險可守時，無可挽回地精神崩潰了。特區公安當然可以挾其倉鼠充甚麼都沒發生，唯天地悠悠，能避到甚麼時候呢？

（刊七月八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