爛地一塊

二月尾有一天，和幾個同伴走到我們一度打生打死的天星碼頭——對面的停車場天台。在那個拍過《終極無間》的天台，回望拆剩一片爛地的天星碼頭，和裡面一堵半身高的綠色爛牆。四時多的太陽，把爛地照得反常的積極和具生命力。

那時候，旁邊皇后碼頭的守衛運動方興未艾，三日唔埋兩日就有一個活動舉行：有文學史講座有社運老鬼夜話有劇場遊戲有將音量放大的搖滾詩唱有海風短片放映。想得出的都有，連反轉殖民皇家儀式的人民登陸都做過了，就差未學董啓章的v城般，在天星的爛地重新搭建一個天星劇棚，找一大堆老臨把天星的車{馬龍重演出來，以假亂真。

無論是香港的進步文藝界的大曬冷，還是與公權警察的埋身肉搏，共通點都是與一種過去告別。那種過去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自一八四二年至今，風雨不改。而天星的一片爛地，卻像一顆炸彈，隆隆的炸醒了我城入夢的遊魂。

天星這片爛地，是一個消失的中界，花巧一點說，也就是一片廢墟。廢墟者，舊的垂死，新的未活。消失的中界者，在於舊的和未知的新之間，既是斷裂亦有延續。舊物如果被所謂「時代」砍掉，碎片堆砌出的廢墟，不是眷戀懷勉的對象，而是未竟的進步可能，是兵家必爭，是new man（fanon語）的搖籃。

原刊《字花》第八期

按：嗱嗱嗱，呢篇係完稿早於《今天》那篇的，所以不（只）是重複……而附圖也不是天星的廢墟，而是從皇后天台影埋去晚晚幻彩fing香港的尖沙咀，和中間的海港——泊滿天天在挖千年老妖的超級無敵大怪手。

在解殖的街頭

（亦推介阿仁的文章，請到這裡看）

有說，「香港的回歸過程歷時只有一秒鐘」。意思就是，歷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過程，全都經過長久而動態的發展過程，未到最後塵埃未定。反觀香港，沒有的翻箱倒籠的本土歷史清算，沒有前仆後繼浪奔浪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沒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識醒覺；回歸過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煙法例一樣，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五十九秒過後，香港在歡呼聲和反對聲中順利過渡，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

甚麼都沒有發生，包括連「甚麼都沒發生」的錯愕都沒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當香港還未可擺脫亞洲金融風暴和九一一的餘震時，今天行政長官，當天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坐著一艘髹著「香港品牌」的天星小輪，風風光光由尖沙咀啟航到中環，宣傳「亞洲國際城市」這個所謂「香港品牌」。那時回歸才四年，香港卻像透一支倒楣的軍隊，還未誓師便給攻個七零八落。據說當時市面百廢待舉，香港人和管治階層都坐同一條船、獅子山下式的假像，幾乎騙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幾年過來，在網上搜尋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輪的英文名稱，即便在如英國的衛報和美國的時代周刊，不難找到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如何因為填海修路，冒著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對聲音而堅持清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消息。當年還未當特首的曾蔭權未知是否預視得到，區區一個拆碼頭的決定，竟然會牽動到香港人與自己土地的關係那一條似乎從未敏感過的神經，還有一大堆恐怕從未如此明晰而有說服力的解殖躁動。一個矩陣在運動中形成，公共空間、歷史身分、管治關係等維度縱橫交錯；意識和身體，正大刺刺地逼近著由港英時代開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區和底線。

換言之，姑勿論同樣一片空間，更流行的講法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標，但其自五十年代開始，已經與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綿密交織，絕對是不爭的事實，也不容略過。一直被視為殖民管治象徵的這片空間，竟陰差陽錯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條線索，構成了回歸十年始開始發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

推土機代表的是一種不惜一切的發展觀，不顧歷史不顧文化不顧社區關係地為了多建一兩幢比天高的商場。這是我城之所以能夠由上世紀一直經濟沖天飛到今天的法寶，這件法寶的雙生兒，就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的一種殖民性。甚麼是殖民性呢？它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啟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紋風不動。初時它告訴我們，香港人是無（或者不需要）根的，後來索性以城市發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們與地方和歷史產生關係的條件。結果當然就是，香港人視自己為極端的單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選擇的「自由市場」；家庭已是最高層次的組織單位，集體行動和身份只是笑話。這，在回歸之後未曾轉變過。

齊澤克引述過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識中難以名狀和辨認的事件，它無法拼入已有的傳統並成為其一部份，無以在現成的政治經濟、社會、哲學中找到資源以論述。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即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絕對的異類，迴避、抗拒、否證事件發生時所可資引用的各種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進一步搞亂常熊和個別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態下出現的個別事件，不只是又一次的不著邊際的騷動；相反，與現況與傳統極端不協調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會看似穩定的結構裡的根本弱點。這弱點是社會結構的構成部份，社會所有制度和機器需要一直主動而低調處理的質性問題，大眾也一直被告知和訓練成對這根本問題感覺麻木，甚至不知不覺。

真理事件，雖然像個謎樣的大爆發人人手足無措，唯它制造了屬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按齊澤克的說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鈎附在某個偶然而具體歷史情狀的真理。事件的主體各種原有觀感和意識維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亂，並重新收歸在真理事件橫空出生的新語境、感觀和參照的維度上。主體與事件的關係，一語記之：忠誠。根據巴迪烏的定義，主體的出現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僅不是「主觀」（即並非由主體游絲妄想所決定），主體相反地需要服務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體是命定地無法滿足真理所提出的無止無終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處的多重情狀中，尋找真理的各種蛛絲馬跡（註一）。

去年的天星運動如果有任何意義的話，意義就始於於抗爭者登上推土機的一刻。

先簡單交代一下天星皇后運動的背境。風眼中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坐落在港英政府於戰後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飯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陸始已不停填海。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積而逃避向政府繳交差餉，開埠時位於岸邊的倉庫和貿易公司已不停進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海工程，不僅填出了日後的維多利亞公園，還填了中環現在大會堂，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天星碼頭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特別之處，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沒有地產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廈之用，而是成為文娛康樂消閒場所。而實際上，這片香港現在買少見少的沿海公共空間，閒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飯後散步、釣魚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飄洋過海到我城打工的外傭的歡聚天地喘息空間，遇事則是社運份子糾集群眾昂首闊步遊行到中環政商權貴總部的起點（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風風火火的中文運動、保釣、反戰等遊行示威，不少就是發生於這片海旁的公共空間）。

香港無止境的發展慾望，今天終於波及這片在城市心臟的公共空間。政府終於啟動了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因為無關痛癢的地下排水渠和碩大無朋的公路，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都面臨清拆的命運。去年十二月中的一個中午，約二、三十人聚集於天星碼頭的工程圍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發生。然而，工程並未如計劃般受到影響，門外的人邊聊勝於無地阻擋希望進入地盤的工程車，邊聽著地盤內推土機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築逐寸逐寸地毀滅，一籌莫展。突然。午飯後的時間，有工程車要離開地盤，乘著地盤的大閘開啟，一幫人伺機跑進地盤入口，有的與保安在追逐，有的被包圍。還有一個：他站上了隆隆作響的推土機之上——推土機被迫閂掣停止，而這也是佔據，和真理事件的開始。

***

闖入地盤後，據本地報紙所載，關鍵點在於翌日，佔據者被不合理地大規模的警力抬離地盤——當時我城的議會正在就天星碼頭清拆事宜，進行動議辯論。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隨著登上推土機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時佔領時空。入黑前，保衛碼頭者幾度被地盤的保安人員不熟練地抬走，惟被闖進的地盤已是不再一樣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後繼再度闖進。因為它並非空談的價值觀爭論，並非政府的決策閉門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計吸引媒體注意的photo opportunity（見報機會）。地盤就是工程，阻止地盤運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無意中挑動了我城的人與土地、與歷史、與管治關係等的無意識設定。這道理在那幾闖幾抬之際，最是鮮明最是深刻。地盤保安把保衛者抬走，就是一個「地盤（即再不作為公共空間的碼頭）屬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個宣示，而政府的強硬態度，更是一則警告：官民之別，不得越過。

電光火石，保衛者眨眼間回到一種殖民情狀：任何與土地和歷史建立關係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攔截，人就像禁錮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設定的場域所支配，不得置喙。面臨清拆的碼頭，重複的清場，強硬的政府立場，披露了這個被稱為後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將保衛碼頭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為已不再的殖民座標下。如此情況，在回歸近十年的一個下午，既是全新的體驗，亦為歷史的重覆。

幾經波折，地盤保安和政府放棄了立即清場的念頭。那一夜，保衛者都是光禿禿的暴露於一種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盤內、在推土機底，過了下著微雨的一夜。對於如筆者這種介於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運還未懂事，九七回歸只會以政治不正確的冷戰思維看待；所謂社會或政治運動，要麼就是純論點上的唇槍舌劍，要麼就是一色一樣的大遊行，要麼就是議會內政治精英之間的勾心傾軋。這當然與主流媒體的理解能力和書寫格式有關。但似是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頭的總和，就是缺席：缺席於面臨能夠促成社會轉變的關口，更嚴重的是缺席於能促成社會轉變的對奕。而這難道又能與從報章所讀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報導和論述脫得了鉤嗎？作為傳播工具的報章和其他媒體，彷彿很「現實地」替你分析權在誰手，誰的計謀是如何，為甚麼得逞或成功。每天讀這類報導或評論的讀者，能想像自己終有一天能成為促成社會轉變的一個角色嗎？能夠真切的體會，無中介地面對管治權力，同時所要承擔的壓力嗎？這大概是社會人人輕輕省省無甚所謂浪奔浪流的特質的本體論基礎。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瘋了也好，當時保衛者的腦裡想的很簡單，佔領尤如在大水壩中刺一個小洞，小洞支撐得越久而不被填塞，整幅水壩徹底瓦解的機會就越高。而相反，地盤失守就意味曇花一現照常營業——一度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可以爭取的東西，是否緊握下去，成為了唯一的問題。

換個說法，面對政府衊視歷史、衊視人民的公共空間，保衛者死守的，不僅是一座有五十年歷史的鐘樓，也是我城或者從來只是若隱若現的主體性的。放開了手，沒有實質的損失，只是繼續甚麼都沒有發生。

***

隨後的一個星期，天星碼頭的保衛者就如不是在碼頭裡，便是守在碼頭的外圍，繼續帶著阻止工程的目標，行使香港人在公眾地方的權利。絕食、往特區行政長官的官邸抗議，不停被警察阻撓、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驅趕。過程中，保衛者跌撞於街頭之際，原本在城市中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的感覺逐漸變成難以承受的輕，一種對立於只希望把人民封鎖在無根狀態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識，亦開始在蘊釀覺醒。

雖然天星碼頭的鐘樓，最終在眾目睽睽下整座被鋸走，直往堆填區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碼頭保衛運動中被召喚的人，亦像被充了電的電池般，轉戰在天星右鄰的皇后碼頭。保衛運動走到皇后碼頭的階段，要求參與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應我城的殖民經歷。查皇后碼頭於一九五三年建成後，一直是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由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其就職儀式的地點。現在流行的講法，皇后碼頭的設計與其對面的大會堂以一條軸線遙相呼應；在這意義下，如果原本天星碼頭所象徵的，還可以說戰後像霧又像花的現代管治形象，保護皇后碼頭豈不是走歷史的回頭路，甘心將熱情都奉獻給殖民的始作俑者？

歷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寫。若皇后碼頭的確曾有過標誌殖民權力——登岸以宣示主權——的過往，除了發掘一直以來在皇后碼頭發生過的抵抗運動——中文運動、保鈎、外傭爭取權益運動——，碼頭保衛者亦努力在皇后碼頭的空間刻寫與權貴無干的本土歷史。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一班關注的香港朋友亦於同仇敵愾的皇后碼頭進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的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抵抗同一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殖民情狀的暴力，在於殖民者帶者高傲自負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縱然由薩依德《東方主義》始的後殖民批評發展了快三十年，理論所及，誰是殖民者誰是被殖者已開始難以界分，唯一種將土地的生活方式、歷史、身份、貢獻埋沒和貶抑的主流意識，歷史和地方只是與所有商品一樣的消費心態，在香港仍是南征北討百戰百勝。碼頭保衛者在街頭的一切，便是希望實踐出一種別樣的時空觀念，同時在實踐的過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為統治者眼中的「順民」的訓練，填充香港空間的意義，重述香港地方的歷史。在這半年期間，有兩次行動可資說明。

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碼頭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儀式：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保衛者以一艘被命名為「本土號」的船，載著近一百人（當中包括不同重建區的街坊、新來港人士、關心歷史文化保育的團體、工會成員、非政府組織成員、進步知識份子、運會運動前輩、外傭團體等），浩浩蕩蕩由尖沙咀起航至皇后碼頭登陸。行動的訊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經是以殖民者的登陸而成為不由自主的國度，回歸十年情況亦未因主權易手而出現轉變，則香港人需要以集體行動宣告，誰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誰才是香港歷史、社會、文化發展的無名英雄。保衛者還預備了兩條各五十米表的橫額，由所有參與者寫上了其心聲，繪滿了意味深長的畫，在碼頭登岸之處由登岸者領到大會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儀式的檢閱台。大會堂、皇后碼頭和愛丁堡廣場整個空間，頓時人聲頂沸旗海飄揚鼓聲震天，幾乎讓人錯覺這片公共空間正式宣佈獨立。

三月二十一日，時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一場全港七百萬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權的「選舉」）前一星期，碼頭的保衛者和不同的社區運動、居民運動的團體，發起了一場遊行，爭取香港空間規劃的民主化、要求規劃的過程和機關尊重社區的歷史、文化和有機地形成的網絡。香港一般遊行的原則，是人數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二遊行因為連結了不同社區運動的團體，爭取屬於舊社區的權利和尊嚴，故遊走於舊區的橫街窄巷，在舊社區的現場宣示團結，便成為一場保衛舊區免於全面被高樓大清洗的遊行的理所當然的路線。路線更途經匯豐銀行於中環的總行，即星期天休假外傭的聚腳點。隊伍途經該處，隨即與外傭合唱團結的歌曲，亦有發言互相支援——只因作為香港職業女性的家務勞動替代人員，她們長年累月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從來便被忽略；作為本土社群的一部份，她們也是被拒絕的。隊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個舊區居住和建設了幾十年的老街坊，遊行之於他們既是向外宣揚訊息，亦是向內加強團結。最後，遊行隊伍挺著一塊幾十平方米，由基層婦女和藝術家編織而成的百家布，有尊嚴地完成遊行路線，抵達終點站皇后碼頭。

事實上，遊行隊伍不斷被便衣警察滲透，被軍裝警察以各種秩序理由攔截。或許如此的參與者的組合、如此的遊行主題、如此的遊行路線，對有著某種不可理喻的官威傳統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著頭腦。結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區街坊在遊行後發言時竟遭警方不禮貌地中止，而一位藝術家朋友亦在遊行完結後，遭掩飾自己重案組身份的便衣警員無故截查。這場保衛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如不是已經越過了一直以來在當權者理想的「順民」的界線外，遊行參與者所受到的對待實在難以理解。

從登上推土機的一刻開始，保衛碼頭的運動者便從一種不一樣的介入點靠近解殖的彼岸。回歸的一刻，政權由原來的宗主國英國移交到中國的北京政府，各界預計由政權移交所引發的轉變，回歸差不多十年後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運動的雷達差不多掃描不到，亦沒有以這大歷史上的一刻間的差異，作為其觀照自身狀況的理所當然的參照點。相反，似乎是名義上有變而實質管治關係的不變，兩者之間的距離，就觸發了一場真理事件，為忠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提供判斷和行動的座標。

管治者透過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及歸屬意識，而碼頭的保衛者，則在街頭正面迎擊，在街頭巷尾，撿回屬於本土的片段，重組本土的世界。而事實上，政治和社會的抗爭和異議在香港的歷史上絕對不是缺席的，由碼頭保衛運動所開展出的解殖語境，要求保衛者承先啟後，從過往的異議歷史中，了解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權力的沿革及限度，並由此思考和實踐擺脫回歸後還殘留或強化了的枷鎖，真正感受作為香港這地方的歷史主體。將「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動的客體，正式宣佈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體。這嘗試並不在中立真空裡進行，更並非無關痛癢——視之為回歸十年忍無可忍的歷史任務，該不算是意圖不軌的自高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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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話

回歸前突然出現大量由國內學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來英國人對香港的歷史論述，曾令不少論者慨嘆沒有從香港本位出發的歷史：不單止主權是倫敦和北京政府的爭拗對像，即連對主權的論述，香港也從來不由自主。針對這情況，回歸前後曾有一批年青的學者和知識份子對過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

當時的文化評論，不少是在一個更廣闊的文化脈絡中，不無自眨地把香港理解為「邊緣」、「夾縫」、「混雜」，描述八十年代以還香港被倫敦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現實。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意識，而得力於後殖民批評的引入，另一批論者便指出「兩種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處理複雜多重的後殖民香港身份，反而往往成為文化北進反攻大陸的不在場證據」（註二）。辯論的因為籠統的定性而起，而止於特定的反證。另一方面，以菠蘿包、茶餐廳等作為香港文化的特徵的論述，無疑貼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談判的一片無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點。

這些對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於特定的論辯和歷史情境，本就不是要處理香港人的解殖狀況，亦無法對之延伸有視野的討論。面對當前香港庶民社區被逐漸消滅，殖民遺產在香港有全盤的歷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與資本結合成全新的消費空間等問題，不難暴露出學界評論界對香港解殖任務的忽視。這不止是在一個超級市場內少了一個牌子的貨品，而是我們是否付得起埋沒一段段對香港走到今天舉足輕重的歷史的責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據想策略解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殖民枷鎖？

已幾近成為經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組，早於八十年代初（約於其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三十年後）已開始專注研究一眾在南亞社會在殖民時代的社會變遷。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編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中給他們自己開出的研究對象：人民政治。「在整個殖民時期，印度政治存在著另一種與精英政治領域並行的領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會的統治集團殖民政府，而是由廣大勞動者構成的庶民階級和群體以及城鎮和鄉村中的中間階層，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這是一個「自主」的領域，因為它既不是產生於精英政治也不依賴於精英政治而存在。」（註三）

由前途談判起到回歸十年後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無需將回歸一刻視為濃縮了一切歷史問題的金鑽一剎，對於香港解殖情狀的分析之空白或難產仍是令人相當尷尬和沮喪。香港社會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別於正史主力記載的華洋精英）的自強抗爭、對人民如何（無法）構成社會的進步力量等問題，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狀，對上述問題認真而批判的認識和清算實在是逼在眉睫。


註一：Slavoj Zizek, “psychoanalysis and post-marxism: the case of alain badiou”,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Durham, Spring 1998.
註二：北進想像專題小組，〈北進想像——香港後殖民再定位〉，《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註三： 拉納吉特‧古哈，〈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原文刊於《今天》
二零零七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七十七期

如果認命都可算一種「理想」…

大時大節彷彿真並不是可以輕易失落的時機，說甚麼也好都總要說點甚麼。如此，無拉拉的六月底，我們又有《老港正傳》，又有《每當變幻時》，趕著零七年七月一日的這部只得一班的十週年列車。

所謂的意識形態批判，並沒有很大的意義，因為那多半不涉及電影的技法或關於電影這媒體本身的種種，而是在拷問導演或編劇，你這樣說是為甚麼。這問題可以相當抽離於觀眾對著銀幕兩小時的經驗，其間他們可能笑到傻左或悶到暈左，被電影的整個裝置舞到火星然後回歸地球，諸如此類。觀賞過程可以是很enjoy，但有些主題問題還是值得一說。

《每當變幻時》講的是一個九七年開始到富貴墟賣魚的楊千嬅的故事。還有幾年就三十，想嫁人但她偏就要在街市賣魚替老爹還債。換句話說，這其實是一個爭扎出頭的故事。遇上陳奕迅，一個相當合意，生活小節簡直可以用sweet來形容的伴。片子沒說得很清楚為甚麼陳會漸漸愛上楊，倒是楊如何自處和回應就繞有趣味。陳的生活情調與楊為自己生命策劃的路徑，是互相排斥之局，這就是故事的核心問題和推動劇本的馬達。

且不說楊千嬅與陳奕迅破冰的一刻，看來是在楊趕去抬她去了召妓的老爹時，陳告訴她已替她還了部份債和如何在批發處攞平魚。不無庸俗地講就是錢作怪，但這還不是關鍵。電影的主要場景是一座舊區的街市，這座街市要拆，攤販也四散各地。他們裡的雞販移民到美國去了，一直收到由陳的電郵地址發出的消息，聽取許多關於富貴墟的情況。遠在美國的雞販，對於富貴墟的清拆，如在夢中。後來他因心病要回香港做手術，急不及待要到天光墟。陳和楊因為不願看雞販承受不了富貴墟被拆的壓力，就叫齊原班人馬再次搭建街市的盛況。後來東窗事發警察趕到，便把他們抬走，少量爭扎後他們都走到街市的天台，像敬禮像舒口氣像完成歷史任務的目送富貴墟。

同樣是以假亂真的情節，有否令大家想起德國導演wolfgang becker的《goodbye lenin》？電影是講述一個東德的小家庭裡，忠心的共產黨員媽媽在八九年前中風昏倒了，卻在柏林圍牆倒下後醒來。世界一夜間改變，孩子，朋友和其他鄰居因不欲見媽媽承受不了心理壓力，就只好搭東德大戲棚，讓媽媽繼續過東德的生活。直到她發現事事都有古怪，這枱戲再演不下去時，孩子決定親自向媽媽道出實情——卻是一個有點別扭的版本。他跟一個朋友整色整水錄製了一集電視新聞，大意是柏林圍牆倒了，但東德人仍是有理有節地接納許多因為捱透了資本主義禍害的西德人之類。

重建那不可能重建的舊貌，固然是兩片相同之處，然而不同處，方是意味深長。認命和適應不可能被曲解為某種堅持，而楊的理想是街出街市，找自己的事業，賣魚只是一個要擺脫的階段。在這考慮下，街市生活必需成為歷史，重現街市生活彷彿只是把回憶當作物件的戀物行為。《goodbye! lenin》中的主角當然並不是義無反顧的投身社會主義，惟他對克服了舊社會的資本主義並不完全服從，即使到結局無可避免要把真相說給媽媽聽時，還要絕地反擊，幽這個「現實情況」一默。good old days在兩種想法的位置和性質，清楚得不能再清楚。

安徒早幾個月講過曾蔭權的「務實」和「願景」的辯證。箇中的認命邏輯，《每當變幻時》在十年回歸這個時機裡，演繹得淋漓盡致。

凝住與高潮

每刻都被壓得要死，甚麼情景出現都會上天下地般找參考，時間彷彿只是一條嚴格意義的鏈條，任何一瞬都只是之前和之後擠得幾乎看不見的分析或分類單位，徹底缺席的當下就是空無的實體化。

十年回歸又好乜柒也好，本就是那麼的一刻，可能當時你正在掃地、解手、睇睇下電視睡著了、在後巷撞到醉漢然後對罵、與情人擁吻、看著一街警察然後後悔為甚麼要交稅、沉思哲學問題，諸如此類。但鋪天蓋地的回憶補敘盤點清算——即使是造作即使是膚淺即使是無謂——卻同時在唯恐天下不亂地為這刻硬塞意義，或說乾脆把它壟斷。我並不相信那一刻本身會有甚麼自有永有水洗不清的內容或性質，但不代表這一刻就當被一百零八條好漢同挺進。

皇后的事搞耐了，昨天因全天擺街站累得只是看來還是清醒。整個下午不斷的收到電話，不同時間收到不同版本的消息：四時進到五時，五時推到六時。上心的問題，一度由由整個碼頭的去留轉化成一個狹隘的談判結果，富德樓的鄰居致電問有沒有叫傳媒，像一把大刀砍下來：守了半年的碼頭，是否便如此這般的輕率相讓？兩個月來的長駐，其意義是否已逐漸超越我們所能承擔的呢？沒有任何談判籌碼的我們，只能以風紋不動作為對警察剃眼眉式開價的回應。

還好經過早到的朋友的堅持，碼頭沒有清場，但卻被警察圍得像個迷離境界：從舊天星到大會堂之間的愛丁堡廣場，一個又一個鐵馬陣只能令人回想一年半前反世貿示威令警察顏面盡失的韓農式四方鐵馬陣。皇后碼頭裡卻仍然車水馬龍，裡頭的盛況這裡已幾乎已完美地記錄，太倦了我只好坐在圍著闊廣的記者區的鐵馬旁，任頭頂「同佢死過」的大布條蓋在我頭頂，防止偶一不慎看到那令人作悶的煙花。

閉上眼睛雖然便看不見那張牙舞爪的煙火，但爆炸聲和漫天的硝煙還是和我無中介地相遇。這些是代表慶回歸的訊號吧，但當時身處的時空不是一個以實踐為抗爭的大場合嗎？當天下午守衛者與警察的一度緊張，事後對之的描述，又被收歸入最後勝利故事中。守護者佔據拍友和市民的觀景框的一小部份展示大衛式的掘強橫額，未知是令人心情激動還是滿不耐煩。碼頭守衛者時刻的忐忑不安和兩個多月以來的疲憊，又如何與滿心歡喜來看天空突然發光的市民調解呢？百年殖民和十年回歸的一切恩恩怨情仇，與看煙花者的熱切期待又如何互相有效傳譯？別誤會我並不指來看煙花的市民與守衛者對立：煙花燒完後人群魚貫離開時，一位個子瘦小的婆婆挺著姆指和我們道別——感動得說不出話。回正題我只是描述性地希望表達那個空間的複雜。

在火藥爆開的時候，在市民的歡呼聲中，上述的若干座標卻被凝住了，條件限制只容許技術性的生存，感覺的生存。在和平的日子裡，本是軍用的、殺人的、冷漠的火藥的引爆，被置換成四十五分鐘的狂歡。爆炸聲和火光越瘋狂，大家的高潮就越接近極限。請告訴我如此的感覺結構是如何集體地形成。唉我都知衰但凡遇上大事大非就往裡面逃還要把這行為幻化為看來說不清的看法，但除了失語外實在想不出有甚麼恰當的回應，就如震天的炮火如履平地般將原本複雜異質的時空剎那間征服，遺下需要解釋的就是那聲音本身。

turned into a stone，兼賀本blog的第二百篇

賀本blog第二百篇東西這行為，範疇上無論如何都很自我中心。現竟又碰巧是一幅向別人介簡的自我解剖圖，天網灰灰。




turned into a stone

我就讀的中學是建在斜坡上的，細小得連籃球場也只能放在天台，以當時的標準，算是「超班」但絕不fancy那種，每年九月升上中六班的同學，人人背著一袋「火箭」，課室的空間都顯得特別侷促。

無法原校直升中六，就做了個有點莫名奇妙的決定：既然全香港數一數二面積狹小的學校容不下我，就奔向面積數一數二敞大的學校吧。由1997年九月一日開始，我在赤柱一家特大中學渡過了兩年。本以為天大地大任我行、打波游水任我玩，結果卻是天天躲在圖書館，小息如是、午飯如是（圖書館的老師善良美麗當然是其中因素），放學即走。

就是當時養成了讀書讀報的習慣。最誇張的例子是98年立法會直選，幾乎每個選區的每張參選名單也能背誦如流、朗朗上口。選舉大過天比候選人還要緊張，當時希望民主派大獲全勝的熱切，就如小時候渴望劉華橫掃每年的頒奬禮。打個比喻，《蘋果》就是我的基本態度，黃毓民就是我的理論導師，「親中派」或「民主派」就是唯一和終極的道德選擇；「批判」就是下判斷過口癮以示高明，「政治」就是表表態。

帶著這個天真無邪的問題意識，上大學唸政治似乎是「合情合理」。從今天的眼光看，這個選擇同時悲劇地洩露自己對「政治」的概念理解多麼貧乏。大學唸的課程叫「政治與行政學」，英文名也許更準確道出學系的取向 ── Government & Public Administration，也就是教授一個政府如何運作，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另加三十種不同的選舉方式等。換言之，就是從一個宏觀的、統治者的高度，設計某種方法，制度化地管理國境內種種事務。如此的學科視野內，異議在哪裡了？抗爭在哪裡了？理想又在哪裡了？

還好，馬料水大學一直以「怪人」多著稱，浪奔浪流到我在學時，還不至於所有同學都是特區的好娃娃。在學生會學生報社之類的地方，還進行著別的一種「自助教育」：就著主流／另類、山上／鄉下的家事國事天下事，整個會室的人煞有介事地討論爭拗、乾著急，間或發出不痛不癢的吶喊。甚麼「發展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後殖民批評、知識考掘、結構與後結構的經文，不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頌唸。這堆理論經典其實都聲名狼藉，曰之語言遊戲、虛無主義、「去政治化」等，被批評得一無是處；惟面對本科、校園以至社會要求學生接受的世界觀，當時需要的是一種針對性的自我定位和回應世界的姿態，亦即一種「講法」，嘗試把自己安頓下來。

對於一個急於擺脫「政治科學」訓練的本科生而言，我懷疑這是一條必經之路。轉眼到了這兩年，與一些朋友辦起了另類媒體，希望真切「介入」處處都需要改變的社會，不再滯留於指點江山的評論高位。後事如何，現在還未可知。但此時此刻的關口，姑且引用朋友的一段文章來說明：

雖然媒體行動主義者開展了批判主流媒體的戰線，但是，卻並無提升批判的政治性，批判的準繩仍流於本地非常道德主義的批判…… 媒體行動主義本身有著反媒體新自由主義的任務，如何開展這方面的戰線，讓公眾認識當今媒體的政經特性，而不單停留在「喪失專業操守」的懷舊式批評，肯定是媒體行動主義的一大議題。（葉蔭聰，2006年，〈媒體行動主義、反新自由主義、基進民主〉，草稿）

這篇文章寫於2005年反世貿運動之後。世貿會議期間，大量民間團體和一班投入獨立媒體運動的朋友都嚐過胡椒噴霧、水炮和催淚彈。這當然是「介入事件」的方式之一，但正如動作片只是電影必不可少的類型其中之一，「直接行動」也只是介入社會事件的其中一種方式。媒體行動者、或社會行動者的定義，除了是主動出擊外，還應該包括令自己變得富於「政治性」 ── 意思當然不是選舉或政府那種政治，也不可能只是表態或批評，而是置身於某些無法迴避、For Better or Worse而必然有某種社會後果的情境中。

試想天星、皇后碼頭的清拆，若不是本土行動與多個民間團體和自發參與的朋友，串連一起，冒著各種社會和法律後果的付出和介入 ── 諸如調查式報導、在遊行隊伍中越過警察的不義界線、佔領碼頭、反客為主舉辦「民間諮詢會」逼官員答辯、斗膽重提香港的殖民歷史等等，兩個碼頭很可能會在沉默中被拆掉，世界亦會繼續沿著大財團設定的軌跡順滑地運轉。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批判和介入的深度若令得「對手」感到危機，而必需回應和處理（而非單單向迴音谷吶喊），就是與引文提到那種「道德主義的批評」、「懷舊式批評」最大的分別。

這可不是甚麼結論或宣判，筆者的「成長」歷程亦不可能具多少普遍性。然而，回歸十年，我懷疑香港人若要走出不由自主的殖民狀態、要擺脫「香港沒民主但有自由」的迷思、要拒絕那種安穩但無效、結果形同等候發落的所謂「異議」，關鍵或者就在提升批判的政治性 ── 也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塊小石，狠狠丟向戰場。。比我就即刻click入去睇。

原收錄於封面靚到離晒譜的《我們的萬言書二》。比我就二話不說即刻click入去睇。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大概是銅鑼灣吧，於軒尼詩道近波斯富街某處的高點，拍在百德新街電車站等上電車的梁家輝，穿插著幾個混合了懶有美感和神秘感的街景和／或電車的部份車身的鏡頭，上了車後坐在一個其貌不揚的少女旁（女主角徐乜乜），拿出考IQ的填格子數字遊戲冊出來，再發現對面坐著一位拿著報紙睡著了的糟老頭（另一個主角任達華），擠迫的車廂上乘客互相擦身而過，三個主角的眼光，都暴露在某個誰人的角度所看到的場景中，任達華睡很昏了跌在地上，有人煞有介事的把他臭罵，有年青人拾起老頭跌下的報紙呆頭呆腦地看，所有人所有物所有場面設置都像意味著甚麼，像三個人在鬧市中打著曹達華時代峨眉派的「we wang wang」而整個城市的人都懞然不察，像有個不知誰人在不知甚麼地方一直把一切看在眼內，即是 eyes in the sky。

或者比不上《大事件》開場頭幾分鐘行雲流水直落冇cut的特大火力警匪巷戰，但《跟蹤》開場一幕，還是很點題地將片名所指的，用視覺技巧作了示範。開場的一連串鏡頭，先忍住不介紹人物關係各懷甚麼鬼胎，卻用剪接技巧把場境和氣份non-stop地綑了個邊，像上面一大漫無目的不啫邊際沒有句號的描述，然後你便會發現：這就是監視。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可能是對《跟蹤》可以下最中肯的評語。電影的結局帶著近乎宗教情懷的奇蹟，一輪鬥智鬥力後，任達華被梁家輝用小剪刀連插幾下，大動脈吧吧聲的流出一灘血泊以至任達華連笑話也說不完便昏倒，徐子珊在漫天風雨的街上失去了兇手的蹤影，絕望得跪倒地上雨水混和傷心欲絕的淚水。然後有了光，雨也停了，梁家輝的身影像偉人般從人群中冒起來，接著手瓜起展食野唔使比錢的警察如何能直搗匪巢重現眉目，連任達華也柳暗花明地醒來把未完的笑話說下去——嚴格地一個邪不能勝正的結果。

話說回來，就如上文所描述，電影的主題是作為一種行動的監視，既可以由全副裝備的警察進行，亦可以土炮地由梁家輝率領的匪幫演練。前者有用不完通街扮鬼扮馬的警力、針孔攝影機、偷聽器、取後八達通用戶資料和截聽的特權，後者則樸素地隨便挑一幢唐樓走到天台制高點看周圍環境，故亂報案記錄正要入蛇竇嘆茶的pc要多少時間趕到案發現場等等。換言之，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較技：匪幫做足功課就行動，看見附近周圍是線眼就call off；警察狗仔隊隨機應變死跟，鎖定了目標就開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運的economy是很規舉的。

雖然同是監視，這種純技術的較量，雖不比早排的《偷拍》般觸及人過往的歷史如何被偷拍監視行為引爆，但亦比《跟蹤》結果的道德主義宣判正邪來得清爽。事實上，警匪片如何在香港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擺脫簡化的正邪二分，生哥的分析亦早已成為經典。沒有電影前大半段的克制和冷靜，不會對照出結局對於整個劇本的破壞力——天外飛仙得幾乎可當十分鐘的獨立短片看。沒有其他reference，難免叫人聯想是否因為要在國內上演或參展等理由。life is elsewhere，甚麼是電影的生命，哪裡才是電影的故土和別處，到底由誰來決定？

是否我已變了維園阿伯

畢業幾年，真正到了一個尷尬的年齡。既距離輩份高得足以說甚麼也可還很遠（實情是眼高手低未吃夠鹽也未吃夠米），復不是青春無敵胡說八道也有人願意原諒的階段（恐怖的是卻開始覺得與世界有代溝）。自覺一肚憤懣，但除了面對同黨，其餘時間開口就會說錯話。

三十幾度的天氣中，坐著沒冷氣的雙層巴士回大學，一個我越來越覺得疏遠的地方。疏遠的原因有太多，可能是大學真的改變了，或者是自己因為接觸得少而想像卻沿著固有的偏見抽象地憤進，亦也有可能純粹是一切都沒變除了自己。回校是因為學系需要進行課程檢討，所以請了幾位校友回去暢論對學系提供的課程和學習生活的感覺。

被邀請的校友的陣容，有mt、有金融analyst、有政府工、有在大學幹文職、有政黨新血，何必偏偏選中我，答案盡在此中尋。不敢也沒資格說失望，畢竟同學的路途也是一片光明，一個學系有不同的畢業生在社會不同環節落地生根怎說都絕非壞事。然而，討論的開始，便是（不知是否是我）開始需要面對現實的時候。談課程，大家都說學系的訓練令同學眼界大開、令同學思考變得批判、令同學辭鋒變得鋒利、令同學能多角度思考——諸如此類我信相是真切的，畢竟for better or worse身邊的同學大概沿襲類此的特徵。

到了兩個環節，表面看一直保持冷靜的我幾乎要把血都吐出來了。同學一再強調上述的能力都是一些工具，一些技術，能令同學在不同崗位上都零活走位高人一線。回頭想在座的校友都在幹甚麼工作呢？算我偏激算我偏見，都是大機構都是保持我城「穩定」的重要支柱，批判思考和廣闊視野等等聽來比天堂還要美妙的東西，只是令在不同崗位上令人自我感覺遊刃有餘的資本，而不是勇於挑戰或改變鋪天蓋地各式各樣毛病和錯誤的尖刀。穩定的institution必然也是保守的，轉變是有風險有成本的，這未必能足夠下個判斷說在裡面幹的人都必定保守維護不正義的社會構成，我亦無意後設幾步推想把鋒利的東西吸納都是既得利益者的把戲，因為似乎即使缺乏這種動機，我們有視野懂思考可以看穿事物背很的陰謀詭計的同學，仍只是希望自己能醒目地於職場遊走，並不見得因為被裝備了那些崇高而美妙的能力而顯得有甚麼效果上的不同。認識某事物的不足和動手改變不足的事物，同樣需要批判思考之類的能力（可見我的確是不願意使用工具、tools等字眼），惟把兩者的差別淡化以至混淆簡化為一樣的具批判性，是不負責任的。

嫌我長氣和小家，另一點實在看不過眼的討論。關於學系可以進一步向同學提供甚麼，有在席者說說了大意如下的話：一年級的基礎課，該好好為同學打好根柢，到二、三年級再向抽象的層次提升不遲。這番話驟聽當然合理，再聽下去幾乎便心都跳出來了。幾位校友同聲一嘆，說課程沒有提供甚麼技巧的訓練（具體是公文應用文不懂寫）、不能如其他學系般三言兩語道說出自己是學甚麼的（！）、不知道自己學系的訓練的強項在哪裡（具體即是見工時不懂向顧主自我推銷）。行文到這裡還是那麼冷靜，我想我真的已氣得血不上腦了。

兩個層次。第一，大學是否職訓所，當中的討論簡直不想重覆。相比其他學系，敝系若真的做得少的話（實情如何我不知道也沒大興趣了解），問題是出於其他系身上，我義無反顧的向敝系致敬。第二個層次，即使學生是有就業的需要和支援，箇中的工作該如何開展？畢業時有向學生事務處登記的話，大概會定期收到中大那本校友刊物，那是否大家心目中希望的氛圍？每期有幾個名成利就的校友把手抱在胸前把如《資本雜誌》的ceo封面的照片，是否就是同學對前路的唯一想像？問題也許不在同學希望日後成為怎樣的人，但真正的問題是否該把同學日後希望當甚麼人的想像資源全權授與學系來提供？同學畢業後應有甚麼就業技能，是否又應該交由學系去dictate？

學系有很多老師，當中我認識的絕大部份都是有理有節有學問有理想的好老師，這裡並不是懷疑若由老師代行，同學都會變成嗜血的資本家或的權謀家。只是作為大學生或準畢業生，你們希望把責任後延到甚麼時候？我沒幹過商業機構，但我相信在政府、在跨國公司、中小企、bingos、freelancer、甚至一人ngo的職員，所需要的技能和心理預備何止天壤之別。一屆五十多個同學，大家商議一下調查一下，想想自己希望了解甚麼性質的工作從業員，並非比登天難吧，然後再由系方邀請有聯絡的校友回系與同學分享，這不是比徹底的把決定權都交予系方更恰當、準繩和有尊嚴嗎？一大段牢騷並不是懷疑甚麼人會做壞事，只是二十多歲的人還事事請求代理，實在令人心痛和沮喪。再一次別怪我小氣，在這意義下，那些批判和甚麼都到哪裡去了？

最後自首，我沒有養家壓力，但日子過得絕不寬裕、在一人ngo工作說今天也說不清楚明天的事。我不否認對大學還留著某些不切實際的遊思妄想，我懷疑要賺大錢讀大學並不是聰明的一步，我也不反對人對安穩寬裕的生活有追求。但無論如何，人老了就難免執著，批判思考零活走位也不是我有興趣掛口邊的說話，很多事情很多關卡也可以豪出去，但空話與自我滿足卻是不可容忍的。這一大篇牢騷並不為針對誰，全場除了兩位外都不是我在學時認識的同學，但一些想法值的再議的話不談下去便是不負責任。認為有說得不對之處請指正反駁。

金屬疲勞

大半年前牛棚和嶺南搞的討論會，加上近半年來的天星星后洗鍊，當然還有臨近的回歸十年，被一前一後的歷史和命運壓得朝不保夕。如果還有甚麼印烙了在身上，可能是propaganda文章越寫越熟，代價是已近乎力竭聲嘶。下面是一例：

本土行動《還港於民》特刊前言

香港一百六十多年前開埠以來，轉變即被認為是常態。清末革命運動時是一個低調的基地、國共內戰後是雙方意識形態統戰工作的重鎮、八十年代前途談判始是北京和倫敦政府炫耀實力的支點，餘不一一。長久以來，故事的結構，都是由外力在香港幹了甚麼所撐起。香港的性質和可供講述的地方，不由自主。一般市民的生活和對城市的貢獻，一直得不到多少注視。

七十年代，本地人白手興家暴發成超級資本成了香港神話，土地便正式成為與高跟鞋和厠紙無異的消費品。日以繼夜的移山填海，舊區拆光建屏封樓、海港越填越窄為甲級寫字樓提供土地，海濱的公共空間被貌似警察的私人保安非理性管理等，香港人也一直認命——以為這就等如經濟發展，以為這就是改善生活。

去年十二月觸發的天星皇后保衛運動，幾乎是以見光死之勢，暴露出香港由殖民時代始的病態發展取向和管治結構。特區政府的第三期填海工程打著改善交通和海濱環境的旗幟為理由，消滅香港的維多利亞港、鼓勵商場和寫字樓的盲目發展、私有化屬於大眾的公共空間。關於天星皇后的保育問題，涉及的議題之廣，不僅是一個上佳的中學通識課題材，更是讓廣大市民認識香港、共同討論公共事務、身份認同、價值觀等的一流機會。可惜，特區政府卻以其慣常的手段，首先將保育打成純工程技術問題，公眾不得置喙，其次挑動黨派矛盾，要求保皇黨違背理性討論而向政府大跳忠字舞。繁此種種，均令我城愔然失笑。

天星皇后的保衛運動，拒絕向這種傲慢和霸道的管治手段投降。自去年十二月天星運動期間形聚而成的「本土行動」，不盲目樂觀亦不冷漠犬儒，我們希望透過與香港自身的歷史和土地建立另一種關係和認識，擺脫自殖民地時期至回歸十年後今天的不由自主狀態，有意識有尊嚴地守衛我們的生活空間。

相比天星碼頭作為大型運輸工具的現代形像，皇后碼頭因前世今生，更要求我們直面我們的殖民經驗。換個最簡化的問題，保衛皇后是懷殖民的舊，是眷戀殖民時代嗎？誠然，建於一九五三年的皇后碼頭，是來港就任的新港督，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從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就職儀式的地點。加上九七年肥彭卸任自皇后碼頭離港，幾乎為香港的殖民時代蓋上一個完美的封印。

然而，同一處地方，亦是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保釣運動等對香港本地社會運動史上重量級事件的重要場境。而乘其地利，皇后碼頭對出的愛丁堡廣場，也是大小在中環進行的社會行動的集結地。換言之，皇后碼頭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這個幾乎最為純粹的殖民標誌上，一代人又一代人曾用其理想、其血汗，前仆後繼地嘗試擺脫某種被支配的狀態。這筆改寫嘗試香港殖民性的歷史，我們付不起任由它們被淡忘或隱沒的代價。

立足於這點，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香港一班關注的朋友，亦於殊途同歸的皇后碼頭舉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同樣抵抗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由批評政府的保育政策失當始，到朝著人民自主自決，自重自強的方向走，是天星皇后保衛運動的軌跡。天星必需原址重建，皇后碼頭必需原地保留，在這意義上不僅是技術上可行，亦是對香港身份的歷史倫理要求。皇后碼頭實早在零六年年底，政府已希望暗渡陳倉拆之後快，碼頭之所以到今天還能為中環提供一個讓城市呼吸的地方，便是因為本地各式各樣的人，願意挺直腰板，直面我城的歷史，抵抗政府的盲目和不民主的發展和規劃。皇后碼頭讓城市呼吸之餘，自己也在爭分奪秒自己也在喘息，它的未來何去何從，需要大家。

上圖：對ifc應有的態度
下圖：晚上碼頭頂一景

飲勝

坐把士揭《字花》，讀到一段《白癡筆記》。很短的，如實複製：

「火窩聚會後，大醉者終於意圖喝水解酒。提了水壺往杯子倒水，其實那杯子是桌中心尚未熄滅的電爐。正疑惑『咦點解呢個杯咁快滿瀉到一檯都係』間，全屋電子已經哄一聲，短路了。」

有一次，幾個朋友在家喝酒，酒力不特別好但相當勇猛。我們預備開個爐煲些少水，把花雕坐熱。家徒四壁只有一個打邊爐用的電爐，把水倒進去就疑惑為甚麼電爐深不見底，倒多少水進去都似黑洞般吸納。趕住飲酒顧唔得咁多，一推電壓，全屋同步有反應，黑晒靜晒。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們，因為還未知道是電爐短了全屋的路，把電箱中的電掣推回後，竟屢敗屢試，多少次嘗試打開電爐，全屋的電器便心臟病多少次。經科學頭腦的推論和歸納，才斷定是電爐的問題。

回溯性地重組事發經過，原來是一直把電爐誤解了。電爐其實是只一件發熱的東西而已，徒有一個器皿的形，卻沒有器皿之實。用之是要放一個窩在電爐中，才可以火窩，或把酒坐熱。不問可知，沒有一個窩在電爐裡，倒進去的水就像經水線走的電流，直衝地面。

兩個故事在情節上的差別少得當沒有也罷，重要而微細的分別卻是：大醉者因想喝水解酒惹禍，後者卻是眼闊肚窄的瘋子，把冰箱的啤酒都喝光後欲再闖高峰，挑戰花雕而墮馬。箇中的冒進生死悠關。

你從報章看不到的「衝擊孫公館」事件

衝突的missing link

這兩天，把本地報章所報導關於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新聞找來一看，你會訝異於香港報章的記者和編輯，究竟在幹嗎。

基本上，對於報章來講，事情其實簡單有點超現實：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一行三十人，星期天到孫明揚的位於跑馬地的寓所請願，有示威者硬闖，然後發生衝突。五警員和一名示威者受傷，受傷的示威者涉嫌「頭鎚」襲警，昨天過堂。而警方亦陸續拘捕另外九名示威者。冤有頭債有主，又襲警又擅闖，警察伸張正義，拘捕理所當然。然後就是一連串團體聲援的武打場面，刁民是也。

例子：

一批為數約30人的捍衛基層住屋聯盟代表到跑馬地箕璉坊孫公寓所抗議，期間有示威者企圖闖入大廈大堂而與在場警員發生衝突，混亂中有5名警員及一名示威者受傷。（《文匯報》，六月五日）

「基層聯盟」一批成員，前日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住所門外抗議租金政策，結果釀成警民衝突，造成5警1民受傷…（《蘋果》，六月五日）

前日早上11時47分，一批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成員在跑馬地箕璉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住所前示威抗議，其間有人強行闖入該寓所，大隊警員立刻攔阻，雙方發激烈衝突，混亂中多名警員遇襲受傷。（《新報》，六月五日）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寓所，在剛過去的周日遭三十多名自稱捍衛基層住屋聯盟成員和公屋代表強行衝破警方防線，硬闖入大廈內遞交抗議信，造成三名警員和一名示威者受傷，警方於過去三日內，先後拘捕十名涉嫌襲警和非法集會的示威者。（《大公報》，六月六日）

日前一批示威者闖入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寓所大堂，並與警員推撞事件。警方昨早以非法集會的罪名再拘捕4男1女，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令事件中被捕人數增加至10人。（《商報》，六月六日）

任何有基本閱讀能力的人，都應該感到有點一頭霧水：為甚麼一次往孫明揚寓所的請願，會變成一次結果有十人遭拘捕的衝突？究竟是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本就心懷不軌，還是報紙說漏了甚麼？《明報》於昨天的報導，無意中透露了點點玄機，「他們要求孫明揚接收附有租金計算表的請願信不遂，與警方衝突」。

「不遂」兩隻字，請讀者謹記。《明報》的「不遂」，雖然還是語焉不詳，但無論如何都填補了某些沒提及的空白。在請願與衝突之間，其實發生了一些事情。根據民間記者plato的現場記錄：

公屋團體的成員和街坊最初在孫明陽寓所門前拉起橫額，表達訴求，後來寓所大門徐徐打開讓私家車進入，公屋居民便尾隨進入寓所，欲將請願信及『加租表』遞交給孫明陽局長，在場的警員立即手拉手阻止公屋居民前進，……結果警員與居民在大門附近糾纏，數分鐘後，大家便停了。……團體成員要求警員請孫局長下樓接信，警員答應代為通傳，但十分鐘後，警民關係組的警員不但沒有回覆居民的要求，而且徵召了三名警察攝錄請願者的行為，……他們十分希望孫局長走出屋外接信，可是孫局長不單沒有理會，他更命令警民關係組的警員調動約五十名男帽子到現場。三部警車到達現場後，大批男帽子隨即衝入寓所的花園，部份藍帽子在門口靜候，部份則衝入樓梯間，以防請願者再上前。

也就是說，在請願與衝突之間，原來存在著孫明揚作為問責局長，寧可讓扶老攜幼的請願人士在烈日下長時間曬爆頭，亦不願走出寓所接請願者的一封信。搞不好還要金蟬脫殼，讓警察擔當示威人士的對立面，迴避了面對示威人士的責任，亦將請願行為的性質轉化為警民衝突。所謂「要求孫明揚收請願信不遂」，實際就是因為孫明揚高招地以警力把請願行動的性質轉換。可惜的是，不僅不在場的讀者無法了解孫明揚的手段，連我們走在事實最前線的記者，亦懞懞然的順著事情的發展，擔當了孫明揚和警方的劇本裡的指定了的角色，把一個轉移視線的說法，說成了事件的唯一版本。

lost cause

一個更荒謬的現象是，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為甚麼要去示威？在筆者所讀過的二十篇關於這件事的報導中，有報導過聯盟舉行請願行動的報導，只有五篇——你沒看錯，只有五篇，即有十五篇報導根本不管請願人士為甚麼去請願！六月五日的《東方》和《太陽》均有提及聯盟的口號「反對廢法加租」，六月六日的《頭條》則說「抗議租金政策」，同日的《南華早》報甚至有點含糊不清，說「 urging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to protect public housing estate tenants from excessive rent rises by capping rent increases in the Housing (Amendment) Bill 」。只有六月五日的《明報》有清楚指明，請願人士「批評當局為公屋加租設定不可超過一成的上限，但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十的法例卻被廢除，示威者擔心房屋委員會日後可不斷加租」。

換個講法，這種徹底向武打場面傾斜，與及請願人士訴及的缺席，暗合了警方和孫明揚把關於民生和社會政策的問題「保安化」的手段。請願人士為甚麼去請願在整件事的中根本毫無重要性，廢法加租對廣大公屋居民的影響，在事件中也是透明的——只有「衝擊」、「硬闖」、「突破」才是有關鍵並鐵證如山。這不只是媒體嗜血爬糞的問題，而是政府也要全力避開關於社會政策的倫理和價值問題，並事事讓警察出場掩護相關的問責官員逃離問題的核心。當官員與世界的溝通能力已經盡失，無法說服人、與人辯論、或誠心聆聽的時候，罪與罰就取而代之成為溝通方法的全部。但最妙的還是，所有報紙照單全收，驚人的一致。

公安條例的回魂

在這意義底下，事情警察的拘捕方式，以及其規模之大，便絕對不成為報館的雷達所掃射得到的範圍了。唯然到現在為止，還未完全清楚該十位被捕的朋友，他們各自的被捕經歷為何（這也非本文用意），但有消息指警察在採取行動過程中的做法，絕對事關人權和私隱權的問題，也是涉及濫權滋擾的問題。例如據六月四日晚的聲援大會上，阿伍便稱首位被捕的阿權，在警察抵達前，便收到警民關係的電話，借口查詢另外一些請願人士的電話，而透露警察即將來找他。另外，警方儘找負責做聯絡工作的朋友進行拘捕，拘捕期間又要求請願人士交出名單和參與者的聯絡電話等等。我們活在甚麼城市了，一班公屋居民和組織者向請問責官員請願，卻換來警察像反恐般級數的戒備，難以想像同一班警察面對真正惡人時是如何頭dup dup。長毛說，八九年與警察打大架，才拘捕七個人，一場三十人的no harm請願，最後卻十人被捕，警察為甚麼被稱為政治打手，甚麼叫壓抑異議，無理由要再多解釋。

今天的《東方》《太陽》有花少少筆墨引述學聯對警方行動的批評，《明報》則引述人權監察的批評，其他都只顧武打，卻顧不得為甚麼民間團體對這次拘捕之所以大反應的原因。報章人云亦云缺乏基本的分析事情能力，這不值得叫人嘆息，但市民大眾礙於主流媒體的sidetracked報導而不能得知如此大規模拘捕的重要性，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其餘還值得一提的，就是看一份報紙尤自可，多看幾份就肯定睇到出煙。由長毛助理阿權的究竟是區還是姓歐，是三十歲還是三十一歲，警察以非法集會還是非法集結作為作出拘捕的理由，多少份報紙就有多少個講法。最後不能不察的，是「非法集結」這個概念。非法集結是這次警方引用得最多來對請願人士作出拘捕的罪名。非法集會大家聽得多，即是五十人以上的集會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那個範疇的東西。然而，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章第十八條，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

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條，就是公安條例。無能但乞求威權的政府的至愛。

皇后碼頭blues，或heterotopier

... the boat is a floating piece of space, a space without a place, that exists by itself, that is closed in on itself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given over to the infinity of the sea and that, from port to port, from tack to tack, from brothel to brothel, it goes as far as the colonies in search of the most precious treasures they conceal in their gardens,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the boat has not only been for our civilization,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present, the great instru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has been simultaneously the greatest reserve of the imagination.

皇后碼頭現在是政府的showcase罷：一個原來嵌入了許多人日常生活的地方，給政府活生生的坑掉，還要在能有的記錄上攞夠分。在皇后的日子，曾遇過與我年紀相約的小伙子，他說剛畢業時，在中環工作卻沒錢在中環消費，午飯時間都會在遮打道往天星的隧道口的小販檔買飯盒，廿蚊連飲品又比美心出品的好吃，買完信步到皇后以海景佐飯。飯後到大會堂旁的紀念花園小睡片刻，兩點正聽到天星的鐘聲便起行回公司繼續搏殺。還可以更完美嗎。

小伙子的情況不會是孤例，甚至未必是最精彩的情況，無論如何這就是皇后碼頭與香港共同心跳共同呼吸，those were the days。碼頭的生命力，給政府苦心孤詣地謀殺。

昨晚在碼頭守夜，早上醒來，風力是吹甩頭的級數。睡在碼頭另一邊的蒙古朋友，已是自出自入地在我們的茶水間取水喝。到阿輝面前傻呼呼地笑著要食物的伯伯，因為今天阿輝不在而與我沒這種信任（當然我也沒有阿輝的熱情），在桌子前來回了一陣子便默然離開。這幾天連每天早上在碼頭大呼小叫橫行無忌的釣魚友也少了，大概是因為挖泥船與我們現在只有心跳的距離，它的怪手每天狂妄囂張地亂挖。也曾有釣魚友和我說，最看不起那些偶然才來碼頭，卻又在釣魚友旁胡亂評價：這些魚點食得落口。釣魚友在這裡的日子，就是碼頭魚獲的醫生紙。控泥船不斷把海床的千年老妖挖出來，不知那位釣友今天感覺如何？還有就是那些被社區嚴密監控的長者，他們像來看紀念碑般。社工盡量不讓公公婆婆接觸到我們，哪怕是單張還是眼光。還有就是其他遊客，總之都是transient。當然還有我們。

一切都繼續安然而順利，可惜的是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明明還在大刺刺地呼吸心跳，但卻被政府宣佈死亡的碼頭。卡通片中，不總是有暴走速度極上的老鼠，不慎跑出了懸崖，惟因為速度太高故懸空了雙腳還在轉嗎？皇室的、庶民的、抗爭的、甜密的、不想走的、離不開的、發呆的、爭分奪秒的、偷閑的、開工的、得意的、靜默的、歷史的、當下的，全都擠在這段偷回來的離地時間之中——香港的heterotopia。

一直自高自大的歐洲人，船堅炮利據說甚麼都了不起，但到了歷史某一刻卻把自 己捉弄。在galileo提出了宇宙是無邊無際無限的時候，原本朕即天下的中世紀歐洲才驚覺自己只是說不出有多大裡的一顆鼻屎。foucault如此說 （鼻屎的比喻除外）。如果這不止啟動了一種對（不及）進步的焦慮，至少這種對自己身處時間之流有前有後的自覺，亦令時間的錯位變得可能。

foucualt在文首的引文說「船」是文明par excellence的heterotopia。有趣的是，英國靠船隊打了個日子落帝國回來，香港也成了其portfolio的一項，回歸後的董建華亦是船王之子。與船有著像霧像花關係的香港，卻有個皇后碼頭，作為heteropia的par excellence，當之無當愧。

乜都唔想講

烈日當空，到圖書館借了全香港所有公共圖書館唯一一本供外借（！）的《eichmann in jerusalem》。讀讀做一個守法的市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多年前真理教的瘋子在地鐵放毒氣，美國有人把一個發光的玩具偷偷放上公路頂的路牌上整個城市宣告癱瘓，香港一份報紙把被評為二級不雅的中大學生報以反思的距離複制亦被評為不雅，深水埗有伯伯勤懇工作至七十歲買了個樓梯鋪幾廿年卻被認為存心騙賠償可能面臨起訴。我們近來日以繼夜地長駐的皇后碼頭，幾乎比談戀愛還要親密，轉眼就可能成為一個被臨退休高官最後過拳頭政治癮的地方。紀律正常效率善意的平衡，超乎想像地薄弱，這就是我們時代的banality of evil。

道德底線之請分主客

話說世界上有一種語言，始自十九世紀末，名「esperanto」，由一位叫zemenhof的歐洲眼科醫生所發明。他發明esperanto是為了培養一種國際間的和平、團結和平等的文化。雖然現今世界是零國家採用這種語言為官方語言，唯esperanto卻不是已死的語言，不用考古不假外求：超過二萬五千種esperanto原著或翻譯作品已經出版，還在出版的期刊超過一百種，每年還有esperanto國際大會在舉行。

行文至此，一個問題難免不停在讀者腦裡回蕩：關我屁事。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家都聽聞過，筆者近日讀孟慶澍著的《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裡面便談到一段關於esperanto與清末年初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關係。

二十世紀初，有一場無政府主義和國粹派之間的辯論。無政府主義者提倡廢除依附在傳統孔教道教的漢文，由當時譯作世界語的esperanto取代之。他們一度提出的理由是漢字是象形字而非拼音文字難以學習、無法溝通全人類、文法鬆散，簡單來說一無是處。而作為純人造的語言esperanto，便是他們批評漢文的問題意識的雙生兒。國粹派的眼見有人與他們咬文嚼字，當然情不自禁的使出渾身解數辯護，由漢文的源頭開始力陳漢文之重要。

然而，既是無政府主義者大鬥國粹派，唯語文的「文」，也是文化的「文」，辯論的最終目的當然不是哪種語文執優執劣。而是中國的出路，究竟與過去揮手告別，勇闖美麗新世界，還是不假外求，往自己的傳統中拾回有意無意被遺下的珍品。當然書中還在這場辯論中扯出許多有意義的向度作討論，例如無政府主義如何在當時與啟蒙思想結合、國粹派又如何不只是固守舊制而也提倡改良、無政府主義和英美維新派分別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傾向之類，但在這裡對筆者來說，最有意義的，是他們的共同話題，與及根據不同理論立場的共舞。

開講有話it takes two to tango，雙方其實都在肯定當時的社會制度及文化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改革簡直是一個邏輯結論和共識。唯改革的出發點在哪，直插舊制該達甚麼程度，就是他們共識後的起點，也就是如共舞般的辯論可觀之處。換言之，對於這個文化問題，起點／底線是甚麼。不要忘記，那是一九零七年零八年的時候，《新青年》還未創刊，離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有十年有多。

鏡頭一轉，無政府主義因為在當時只能維持小規模的村級生活實驗，無法成為一種組織生活的意識形態在中國落地生根，esperanto也無法取代漢文，更被白話文進佔一個相對風平浪靜的位置，不成氣候。魯迅便說過，保守勢力「放過了比較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作者按：錢玄同是提出廢除漢文的無政府主義者）。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頁六十九）幾十年後的今天，白話不僅已取後牢不可破的主導地位、簡體字一統了內地、中文也成為了拼音文字。當年無政府主義者所點出的傳統中文的問題，在共產黨的手中以另一些方式處理了。如果作為無政府主義者，這段歷史，當然愔然銷魂：熱情進步的理想，也是尚未完成的理想。

簡單而言，無政府主義的實踐未能拿下整個中國，將之變成一個平等的人類社群的一部份，但以無政府主義思想為基礎所發展出的激進語言觀，卻為改變當時封建的中國，扳下那要命的扳機。對他們來說，轉用esperanto，不在esperanto是天下最妙最佳語言，不是他們理想的彼岸。相反那只是在當時有的選擇下的最低消費，錢玄同說：「今日之世界語惟esperanto為較良，則當竭力提倡esperanto，以為將來正當之文字；若有較esperanto更良之文字，自然當舍esperanto而彼」（頁一零九）廢漢文轉用世界語，只是他們改變中國的底線。

要不是早在二十世紀的頭幾年，無政府主義者旱地拔蔥，辣手對中國文化斷了個死症，順手下重藥，從無政府主義的立場提出無盤更換中國的語文，並以這作為他們與無論是國粹派或如胡適等人的爭論的底線，今天的中文和／或社會政治道德文化變成如何將不可料。廢除漢文這個當時絕對是開天殺價，絕對是匪夷所思，尤其這提法背後的支撐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但當今天我們可以有距離一點看的時候，當時的幾方辯論，不過是在一個動盪不穩的時代，爭奪社會倫理的統識。

回顧學生報的事件，與及後來引申出的二千人投訴聖經，有一個在關鍵的parameter在日以繼夜的運作：社會可接受的道德底線。中大校方在五月十一日召開紀律委員會，結果是「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超出社會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線」，而影視處不將聖經送檢的聲明中又指出，聖經是源遠流長的宗教文獻，「沒有違反一般合理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彷彿社會人士的道德底線和標準是如水般清澈，一挺而出，屬邪魔妖怪的，見光即死。

虛招晃夠了，想說的只有一點。當是否「違反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標準」像個尚方寶劍般到處招搖，並可隨時取人首級；要小心的是，先撇開「竟有沒有一條這樣的標準」、「這條標準是甚麼」等討論，不能迴避的是，這條標準永遠是動態的必然是鬥爭的產物。人不是一條咸魚，社會也不是一條咸魚，出現反抗僵化的進步觀念是必然的。不要自眨身價以為進步觀念希望在保守社會開天闢地；剛好相反，是保守和壓迫的觀念妨礙進步和有意義的討論和對話開展。主客關係，不可含糊。

性，甚至亂倫、人獸交等是否可以談論，答案絕對是可以，絕對是應該，應該擴大、認真、開放討論，一如聖經在二千年前開始示範到今天。零四年的時候，媒體早就「揭發」了一次學生報講粗口，當時筆者曾寫過一篇文，指出在西方傳統，以今天的標準來說的色情及不雅物品在貴族階層其實一直火熱流通，只是到出印刷術發明後，一般人都可以廉價地得到一度只有貴族才可享受的「艷遇」時，審查制度才開始出現。以這歷史的reference看粗口事件，得到的結論其實有點犬儒，因為似乎我們要被逼承認，粗口是否講得的決定權根本不在平民百姓身上，而strictly是貴族或當權者的喜惡愛好。

今天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事件，是大學校園以至社會的辯論或探討空間，和宗教保守勢力之間的動態角力。當壓逼的保守力量斗膽得舞著看來自有永有不證自明的「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底線」在步步進逼時，犬儒地反詰所謂的道德底線只是當權者的壟斷物未免顯得太滄白無力，恰當和自重的回應，應該是「誰有權妨礙社會探究和進步？」

亞洲另類媒體萬花筒（足本）

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地方，論壇講座工作坊甚麼都好，在山長水遠的地方好，星期天早上九時開始也好，總有人出席。剛過去的周末，筆者與香港獨立媒體某朱姓編輯到出台灣幾天，出席由台灣《破報》和世新大學合辦的「自由幹文化」工作坊。

diy culture是一本關於九十年代英國diy文化的名著，整本書希望講述的，是一種有別於反戰年代的diy culture的新趨勢：直接行動取向。全本文集都是由英國進路的文化實踐者的案例研究和分析，由佔路到佔屋到免費派對到另類音樂，它們的共通點是除了與 日常生活扣連的另類文化，也同樣是嘗試直取他們希望阻止的問題的心臟，佔路的就是要阻止大規模的道路工程，舉行免費派對就是為了長期維持一個對抗的營地等 等。

台灣把該書翻譯成了中文，而工作坊的主題就是邀請亞洲各地的獨立媒體來分享各地「自己幹文化」的經驗。diy culture一書開出的問題結構下，這些經驗可以如何評估和理解？出席工作坊的團體有台灣的台灣環境資訊協會、globalvoice online的台灣義工、苦勞網、韓國的MediACT、日本indymedia和remo的代表、香港的獨立媒體網、新成立的v-artivist和女同學社。星期六和星期日連續兩天，每天由早上九時至晚上七時，我們便在交流亞洲的另類媒體的現況和走向。

兩 天的報告和討論，內容太多不能盡錄。這裡就速記一下比較深印象的部份。dongwon是來自南韓MediACT的代表，年半前有參與反wto的抗議的朋友 或者會對他有點印象。MediACT成立於二零零五年apec會議在南韓展開之前，他們的目標如水晶清澈，就是要推動反對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的工作。這目標 不是一個抽空的學術或道德原則，而是隨著南韓的工業和工運在近二十多年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空前打擊而凝聚而成的（筆者認識實在不多，但有一本叫《韓國工人》的韓國工運研究，值得一讀）。

到 抗爭現場拍攝是他們一部份很重要的工作，而dongwon也提到，幾年前一場流血的抗爭，現場一位主流媒體記者都沒有，警方突然發動攻擊，把希望進入工廠 的工人打得血流成河。MediACT的朋友在當場把情況紀錄下來，放到網上被成千上萬的流傳，結果有二：一，該區的警察指揮官被炒魷魚；二，從此之後，警 察自己也開始有充足的攝影器材配備。

MediACT除了在抗爭當場工作外，也貫徹自已幹文化的精神，在不同地方培育其社區媒體中心、辦獨立紀錄片放映、甚至每年都有舉行「安裝linux日」，為希望脫離微軟的禁錮的人，展開他們的電腦新生活。

（不講不知，開口埋口新自由主義又反全球化又工人鬥爭的dongwon，現是文化研究的博士生。這個不奇怪，始料不及的是他本科是唸新聞系，碩士竟然是電影研究！好奇問他對韓國電影近年冒起有甚麼看法，他說第一就是市場很不穩定，第二就是近年因為自由貿易協定fta，韓國原來的配額政策也幾乎被徹銷：原來每家戲院需至少放一百五十多天本地韓片，現在已越減越少。取而代之的，當然就是荷李活。活脫就是由九五年開始中國情況的變種：生產和發行的掌控，由國家交到跨國企業。在中國， 甄別的界線由意識形態轉為票房紀錄或曰marketing的本錢。）

至 於日本的kaz，他一方面是日本indymedia的系統工程師，也是一個叫remo的另類媒體的成員。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媒體教育，而那個媒體也是相當 廣義的。kaz提到他們會邀請一些技術人員教授製作所謂「short range transmitter」，即在小範圍的放射器，傳送聲音或影像！聽來可真是做反了。從小已聽過一些說法，任何革命的第一個目標都是電台或電視台，原因當 然是其壟斷全世界廣播的能力，implication也是能阻止敵方向人民發佈消息。short range transmitter，在這意義下，不是，很有，意思嗎？

另外，他們又舉辦media literacy的工作坊：學員要拍的，只是一部一分鐘的作品，沒有特別效果、沒有變焦、沒有搖鏡甚麼都沒有。沒怪力亂神沒奇技淫考，就是要訓練構圖和觀察身邊事物，這不就是對現在全球流通的mtv式影像的迎頭痛擊嗎？

當一直以來圍繞inmedia和民間記者等實踐的討論，都只關心是否夠客觀中立會否偏頗等等；而當今的走向，也離不開媒體和社運的比重、界線等的問題；在世貿和天星皇后等事件中，連直接行動的面向都包括在內了。唯上面的嘗試，不啻是另一片天。

不得不提的還有苦勞網的一班人。之前認識苦勞網還不是因為阿本，又苦又勞看著心存敬意。這趙在星期天晚上和他們一大班人見面吃飯，還認識了他們的「理事長」孫窮理，一個之前只在《大事件》中見過的名字。外表看來他比朱凱迪更乾更瘦更像道士，話說得不快但很誠懇。他提到獨立媒體不止要對主流社會價值持批判態度，對運動中人亦然。這近乎老生常談的話，輔以例子便見血肉了。以苦勞網出版的《台灣工運年鑑》為例，窮理說其實罵工會是罵得很凶的，然而，這書之所以能結集出版，除了是在資料搜集和整理下了苦功，還有就是在出版後，他們拿著書整個台灣到處找工會中人送書和討論。足廿多個工會！

同一個人，可以與你談工運談另類媒體，也可以與你談藝術。他會告訴你八十年代隨著《人間》出來的一批攝影工作者的美學與舊唯美派的分別，也可以在討論鐵馬影展時，就台灣人看獨立紀錄片的壞習慣（即看片而不關心影片所拍攝的議題，只不停在談片子拍得怎樣），冷冷的吐出一句：「他們才不是討論美學，哪有抽離脈絡地談的美學！」。

一個dongwon一個窮理，還以為這樣的人只會是「理想」本身。

最 後是小點一客：聽香港的女同學社柏琛報告時，她提及同志一直都在努力耕耘同志的討論空間。看inmedia看得久的朋友也許都記得，零五年發生過一單瑜林 事件，簡單來說就是瑜林把一些同志希望放在書店免費派發的刊物，在知會的情況下便丟掉的一件事。女同學社的成立，便是和在inmedia當時多次於同性戀 議題的討論有關的。據柏琛的說法，今天女同學社很多成員，便是當時在inmedia的討論結識的，而她他們都認為這裡是香港一個少有談起同性戀問題而不會 被排山倒海的咒罵和hate speech淹沒的地方，以至可以進行理性討論的地方。

及後她他們都自建網站和平台，幹起自己的媒體和傳播工作。後果當然就是在inmedia有關同志議題的討論不及開始時豐富，但這難道不是關心另類媒體、搞另類媒體的朋友的終極理想嗎？關於女同學社的故事，難道不令人震奮嗎？不靠人，幹自己的文化，辦自己的媒體。共勉。

本文濃版在這裡。

破斧沉舟的告白

日期：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地點：皇后碼頭
時間：晚上十至十二時
活動：每一個關心皇后碼頭命運的人發表意見、交流，以及其他

回想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星碼頭停航，很多人懷著悼念的心情前往拍照，見碼頭「最後一面」，直至在鐘樓滴踏倒數至凌晨零時一刻，閃光燈終於搶奪了星宿的光茫，人群然後散去。

五個月後的今天，政府繼續無視公眾聲音，一錯再錯，決意拆毁皇后碼頭。「關閉」是把皇后碼頭押赴刑場的開始。

然而這或許不是第一步。畢竟最無賴的政治我們不是沒見過。誰會忘記我城的劊子手向環保署申請特許，然後夜以繼日趕工，把天星丟進堆田區，從而製造既成事實這種下三濫政治呢？！

於是，有人疑心凌晨一刻我城的劊子手會蓋起圍板來，也有人疑心凌晨一刻刀鋒便會對準猶如皇后碼頭頸項的牌匾，等等。

我們是不會容許的。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不是告別，不要倒數，而是每一個關心這個碼頭命運的市民現身發聲的日子，也是為保衛碼頭作準備、行出來的時候了！

聞說星期一的規劃事務員會的會議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狀況：討論的重點和投票的結果呈相反方向。孫明揚給發言的議員質問得汗流夾背胡言亂語（如皇后要拆是因為在碼頭下建排水管很重要…），但投票結果就是由那班連論點都沒有的保皇舉手部隊舉羸了。

看來這樣下流的政府，只欠在下次財委會工務小組的會議前，委托甚麼大學的民意研究中心，搞個百份之八十市民「不反對」另地重置的民意結果。

對，政府就是要令所有日後能夠被寫進官方歷史的維度上，都要有支持其拆皇后碼頭的register：民意、程序、議會的表決等等等等；明知有實質而 為數不少的意見是反對的；又或者講，一切官式紀錄的需要，就是日後寫歷史時，需要justify今為何要拆碼頭時，拿起手乜都有。雖然反對拆碼頭的聲音響 亮而嚴肅，而政府對此有絕對清楚。這不就是antagonism嗎？

唉，這就是我們的城市。記得早前看董啓章的v城，有一章提到九龍城寨。說有一家旅行社，為了令人遊被拆後的九龍城寨遊過癮投入，就請了一大班臨記， 飾演以前城寨裡的人，和做反以前城寨的人做的黃賭毒，還搭返晒以前城寨的景。但那台戲越做越大，演出的時間越來越長，人越來越多，活動也越來越複雜。慢慢 遊客都不清楚自已是遊客身份去看城寨，還是自己這個遊客身份都成了城寨這個舞台的一個角色；而臨記也慢慢不清楚自己是在演戲，還是真的成為了城寨的一份 子；不用提的，當然就是這個舞台究竟還是否一個舞台，正在發生的還是否一台戲。

難怪yc說，全香港最後現代最拿手玩representation政治的人，就是我們所供養的政府狗官。

來！星期三晚皇后見。沒有十五萬消費者不需要搖頭，揮別殖民狀態，人民在這裡出發 。

（不）美麗的失敗者

總有些時候想說話而不想說開場白。當然，當連要說的是甚麼都未清楚，胡說一點開場白有助避開視線避開別人一眼望穿內裡甚麼都沒有的尷尬情況。這也說明了我認同修辭本身就是內容，姿態本身便具意義。問題只發生於當有非同小可的內容時，又貪心有一個蕩氣迴腸的開場白時，兩者是然否就一加一等如三。又或者當腦中有的只是勉強慘勝的內容時，又是否能夠不被誤導的開場白徹底刻寫。據說作品是意念的墳墓，是否就可作如是解。

是否連自己也逃避不了某種淺薄的挫敗感的咀咒？當坐巴士時，上層只有那潦潦的三數對乘客，你都會疑著他們雖然絕非在向你喊話，但聲浪卻是毫無分寸地逼迫著你，要你在無意義的噪音中面對自己——或發現自己的意識就是由無意義的噪意編織出的薄薄一層。然後你便開始隨著自己意識的landscape漫遊，換言之即是順著廢話走：賭馬同賭波唔同，因為唔知邊種有太多變數，而另一種就賭到人褲都穿，你好衰架無端端摷人，嘻嘻哈哈，你咁多事做咩，而家你同人好friend嗎，人地做咩關你咩事，我賭外圍的，乜乜柒柒你聽過未吖，我開始賭馬時你都唔知係邊，坐呢道啦一陣就落車啦，咁我衰咩啫，鐘意人又怕人講是非，你咪再摷啦。不煩嗎？只是又沒有substantial的東西可以呆在看來被廢話佔據的地方。

這叫做苦悶吧。明明是大路之王在廿幾米闊的大路上穿梭但偏偏就是被毫無趣味的廢話囚禁。明白人家無意這樣對待你，而人家也不認為對話無趣——情況難道便會圓滿一點。但沒有廢話沒有監禁沒有廢話的監禁又會海闊天空嗎？還是只是在逃避囚牢不存在時自己也只是man in chain，逃避囚著的人除了是一個失敗者一副空殼外甚麼都沒有這個寒風刺骨的事實？所謂內心和外在世界的對立的悖論，除了是內心會投射出你以為看得見的事物、外在世界構成了內心處理的元料、說不定兩者其實都在儲心積累合力營造出人總有點甚麼的錯覺，順手便將之粉碎，連錯覺都不允許。

complex當然不只此一個，但都先按下不表。此情此景，只有兩首歌可選：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Yes, '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n'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Yes, 'n'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n'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s washed to the sea?
Yes, 'n'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n'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Pretending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另一首，不是這首是甚麼？

Sunday bloody sunday

I cant believe the news today
Oh, I cant close my eyes and make it go away
How long...
How long must we sing this song?
How long? how long...

cause tonight...we can be as one
Tonight...

Broken bottles under childrens feet
Bodies strewn across the dead end street
But I wont heed the battle call
It puts my back up
Puts my back up against the wall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allright lets go!)

And the battles just begun
Theres many lost, but tell me who has won
The trench is dug within our hearts
And mothers, children, brothers, sisters torn apart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How long...
How long must we sing this song?
How long? how long...

cause tonight...we can be as one
Tonight...
Tonight...

Sunday, bloody sunday (tonight)
Tonight
Sunday, bloody sunday (tonight)
(come get some!)

Wipe the tears from your eyes
Wipe your tears away
Wipe your tears away
I wipe your tears away
(sunday, bloody sunday)
I wipe your blood shot eyes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here I come!)

And its true we are immune
When fact is fiction and tv reality
And today the millions cry
We eat and drink while tomorrow they die

The real battle yet begun (sunday, bloody sunday)
To claim the victory jesus won (sunday, bloody sunday)
On...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自由煉獄》的憂鬱

還有甚麼好說，有人花七年時間做訪問找資料然後拍一套關於「罪咎感」的電影。老實講《自由煉獄》我不知在德國是否都是猛烈的個人沉思飛地得很，在香港我都九分肯定觀眾（包括我）覺得這是天外飛仙不著邊際。這我想是我們感覺結構的問題。

導演說拍這電影是因為在思考「罪咎感」的問題：主角theo像〈變形記〉的greg一樣被暴力被拋擲到一個不可能的起點。他一開始便被巨大的衝動強迫，暴燥扁人把在路上遇到的騎單車少女張姦，義無反顧的sex maniac。九年的治療後似乎回復正常可以重新投入社會，但為人極之introspective的自角除了一位宿友外，幾本上完全不與別人溝通，交不到女性朋友更不用提伴侶，儘管他體內的強迫衝動無時無刻在滋擾他。電影不停放大呼吸聲以示主角有一個銀河系級數的內心世界不能穿透，但那只是一個診斷式的描述無限判斷世界黑夜任你怎說都好。閒時只好橫練體能及打飛機過日晨，那是銅版的另一面。看似兩極的人格不是真正的問題，只要這兩極的框架不被質疑和搞動。

上面提到都只是電影之所以能發生故事的一些條件，故事實際上是主角身纏著各種背境和狀態的大麻繩，如何在一段男女關係的地形上舉步為艱。對男女關係的流行理解中，上床似乎是最終極的一關或快感所在，男主角沒辦法實現男女之間的友誼關係，只好短路先取首級：即是跳過男女關係而直接進入性行為。當theo遇上了女主角nettie，原本的兩極取向都不再有效了，以前被完全繞過的猶豫甜蜜期待忐忑情趣妒忌諸如此類——換句話說，構成一般理解男女關係的組件——突然成為了其主體的座標。直到nettie一天晚上因為要farewell（男）同事而夜歸，這消息如坐厠的抽水馬桶般把新建成的平衡都捲進了一個吃人不吐骨的洞裡。

但究竟這是甚麼意思？是theo男女關係的定義不包括妒忌，還是單單妒忌便能把他原來的強迫衝動召喚回來作你死我亡的鬥爭？雖然與nettie暴烈地分開後，theo又上重回他那短路的性暴力之路，然而整件事下來卻擺脫不了一種憂鬱的情調，且抄書一段：

the melancholic is not primarily the subject fixated on the lost object, unable to perform the work of mourning on it; he is, rather, the subject who possesses the object, but has lost his desire for it.

即係點？舉個例。假設我是一個博物館給的老街坊行將搬離開他過了大半生的地方，我的憂鬱會是甚麼？不是簡單的因為要離開：

what make me sad is my creeping awareness that, sooner or later -- sooner than i am ready to admit -- i will integrate myself into a new communityt, forgetting and forgotten by the place that now means so much to me. in short, what makes me sad is the awareness that i will lost my desire for (what is now) my home.

似乎theo的主體座標只有兩個選項：一，完美的親密關係；二，忘記他媽的男女關係來吧直接行動。一但「呀這種關係是否可以維持下去呢」這種想法冒現的時候，為了維持——或不想失去——那種想像中的完美關係，一種猶豫一個難題，便又短路式地跳到成為一個結論，一個禁止：離開這種關係。當然同時也有可能是theo擔心自己一天會如對待以前他的受害人般對待nettie，這是他更基本的宿命感。但無論如何他就是然後繼續把自己無望地重新fit into sex maniac的角色，或者他以為他註定要是如此。電影的低迴，就在於theo的憂鬱，在於他（甚麼理由都好）失去了對他所得的東西的欲望。

訓身推薦：《無醫可靠》

讀書的時候因為功課需要，懶認真地閱讀過托爾斯泰的《伊凡伊理奇之死》，以及黑澤明的改編《流芳頌》，當時的水平看得出的只是一個很簡單而基本的分別，卻看不出這分別的所以然：托爾斯泰的故事講伊凡覺得自己的身體不對勁，但卻是到最後才主觀上確認自己有了絕症，這確認是與某種宗教召喚縛在一起的；但到了黑澤明的改編，主角卻是乎幾一開波便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從而如何好好活渡過餘下的時光。兩個版本誰更積極我說不上，更有可能比較誰更積極根本便不是重點。兩者共通的地方，可能只在於死亡並非要迴避的東西，無論是電影或是小說都不是圍繞「如何挽回即將遠去的生命」這問題編織出來。而是若隱若現地有了死亡大限，生命會成為一樣怎樣的東西。

今年電影節載譽重演的《無醫可靠》（the death of mr. lazarescu，cristi puiu，2005），如果要穿鑿附會地連上某條電影史的線素，可能便是上面提及的《流芳頌》。不看片名只看電影本身，可能根本不會知道主lazarescu最後有沒有死去，若把片名記在心上然後才進場看的話，大概不久便會發現電最值得細味以至更直觀地吸引視線的，就是彌留之際所發生的，究竟意味著甚麼。

這是一套幾乎沒有戲情（雖然劇本肯定寫得鉅細無遺）的電影，因整套電影只有一個貫穿動作：一個病了的獨居老頭有病要睇醫生。它有很多人物要塑造，有極多對白不停穿插，每一幕的場境維持很多極多細節要安排——但就係沒有橋也不扭甚麼撟。總之就係一個求醫不成最後失救的故事。情節不複述了，雖然電影節只演一場錯過就是錯過，要睇簡介自己上網摷。

九流影評就會說這是一個發生在社會主義醫療系統的悲劇之類的廢話，滿腦冷戰思維把lost cause視為稻草人，自慰式的鞭屍。puiu的思維似比這種冷戰冷僵了的腦袋靈活精細得多。一個簡單的求醫而失救的故事，開始的時候我被一個在醫療系統完全幫唔到人的城市，小市民如何疑幻似真地人人都成為自保式的大夫，然後是對酗酒的和醫生的責任和操守的示範，再而才是醫療系統的非人化和官僚冰冷作風，中間一直貫穿的是所謂現代醫學既以準確和客觀自居，結果卻是一個又一個的醫生診斷一個又一個的測試最後lazarescu身體到底是有甚麼毛病竟是口同鼻拗莫衷一是。記得那個經典的說法嗎：若市面上有五十種藥說自己可以醫好一個病，那個病就是不治之症——市場均衡若有一種藥能治得好其他藥能不消失嗎？

還有，《無醫可靠》片長約兩半小時，羅馬尼亞的版本比在香港放的短三分鐘，前者一百五十後者一百五十三分鐘，但基本的場鏡只有五個，第一是lazarescu的家，另外四個是四家醫院的分流處或診症室之類的地方。但大量鏡頭都是相當長的鏡頭，長鏡頭不等如速度慢，因為攝影機不是安在腳架上擺定，而是類以摃在肩上，遊走於一個個醫院場境之中，裡面都是車水馬龍醫生護士病人不斷在一個大範圍內穿插。電影辯證的地方，在於它帶動你緊張的地方，就是那些長鏡，那些不停有人在穿插的長鏡，那些不停有人穿插和緊張的卻又純粹為了成就一個「甚麼都沒有發生」的結論長鏡。巨大的張力就在這些單純而準確而適切的原地踏步中引爆，張牙舞爪火花四濺。

類似紀錄片的手法令到攝影機似乎在追趕在鏡頭前不停出現的突發事件，但醫院就是謎宮，學名就是密碼，躲在鏡頭後的觀眾就與lazarescu和協助他的護仕mioara共同心跳一籌莫展。她們呆在醫院的走廊中嗎，觀眾也一同等一且感受那種由不耐煩到沮喪無望好了。我們現代城市由申請車牌到辨理結婚到填表交稅到開茶餐廳到入紙城規會到問政府借錢讀大學，不是都同樣無望沮喪嗎。

記得戲名的話，都會知道lazarescu必需要死。如果死亡是灰色是黑色的話，《無醫可靠》就說明了lazraescu事先張揚的死亡過程，可以比灰色更灰，比黑色更黑，其電影技法其劇場技法令一個原本說不上是甚麼精巧撟段的故事，變得如把你的呼吸都奪去。但當然目擊死亡過程的觀眾散場後還是神清氣爽還可以走出大會堂深深的呼吸一口氣，感受整個過程的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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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第一，邊看電影邊看不同醫生就lazarescu酗酒所說的話，看著他那不明言但卻可以想到的龐大洶湧的不適，這套電影原來還起著很直接很反射的健康教育作用：別恃後生天天怒灌了。第二，如上述的紀錄片外表，其實有著一個比瑪格烈特還要超現實的環節：為甚麼每家醫院都有一堆名模級數的醫生和護仕呢？

精彩的john lennon，不大精彩的紀錄片

一樣米養百樣人。現在你的日子過得怎樣還有鬥志嗎？復活節假第一天，早場《美國vs約翰連儂》，看了一段誤打誤撞的人生。

遲了差不多二十分鐘才進場，一坐下但見一句句的soundbite和一位位年青過的激進份子交叉出場，春秋之筆畫密整個銀幕，說john lennon同時返射自己歷史的身影。老實說，這樣身聞透視的形式實在普通得很，粗微粒的歷史片段伴著平日聽不會聽得出那激情剩餘的john lennon的歌。這是頭條新聞的格式，但當然john lennon的內容還有激動人心的質素。

借john lennon自己的話，他是一位peacenik；借yoko ono的話，他要喊話，他要向世界喊話。早期beatles那些嘻嘻哈哈的歌不提了，解散後的john lennon帶著太太浪蕩天涯，到處說驟聽會高調得刺耳的「和平」口號。但這就開始了他們以生命作為策略作為進攻的年代，雖然這所謂策略，吊詭地是並沒有事前預備，也沒有任何完整的計劃書；同時也不恰當地直接與及溫柔。

新婚到巴黎渡密月，他們就在酒店的房間舉行了可能是史上最私人之一的抗議：七天就呆在床上甚麼都不做。當然，床頭有「bed peace」和「hair peace」的小標語，和床尾是幾十部相機攝影機咪和記者。當全世界談論戰爭都是只說戰爭的代價雖大，但為了東南西北中發白等理由還是值得的時候，有人出來簡單天真地說人的關係說愛說和平，把話吐出來這行為對主戰者就是一種要脅。

過程中，他們搬到紐約與六十年代末的年青激進份子交往，開始資助政府的眼中釘，與滿街滿地的人不停合唱「all we are sayin, is give peace a chance」（留意那句「all we are」，這首歌作出來就不是給一個人唱的，亦唯有幾廿萬人一同大合唱，這首歌才能actualize自己。當然更別提歌曲本身的結構：它是無頭無尾的，任何時候都能加入，唱多長都可以。作為一首national anthem，滿分！）為了幽美國政府一默，出單曲時就把「war is over」大大隻字印成海報和billboard（「war is over」超級無敵大字下細細隻印著「if you want it」！！），貼滿紐約東京柏林等十個大城市，聞說連加勒比海地區都有人願意自行印制。我不知道john lennon如何理解藝術和演出的世界和所謂現實世界的關係是甚麼，不知道他是否理解這是兩個世界，兩個世界的距離如何，互相影響的界限在哪裡諸如此類。可能他很單純地想，人人都分享和平的價值後，就是世界和平的一天。所以他就以他的敏感來傳染別人，甚麼以假難真地模擬這一天的真正來臨。

到一天，激進的政治異見john sinclaire真的似乎因為john lennon等一大幫人的「free john now rally」而被釋放了。夢的機制尚未輪廓清晰已成為了真實。他們還籌備著組織百萬人的rally，尼克遜的競選拉票大隊走到哪裡，他們就在哪裡天下圍攻。fbi頭目胡佛立即把問題升級到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亦理所當然地以國家可以用的簡單而拿渣的手段把john搞掂：不是暗殺他（當然這事後來發生了），而是以入境和居留的理由把他遞解出境，阻止他們惡搞尼克遜競選campaign。

他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一步一步盲打誤撞的達成了一些目標，逐漸深陷入了明刀明槍的政治鬥獸場，不停與說另一種語言的國家機器miscommunicate，同時以不同的藝術形式接駁和感染世界。容或是已經黎克特制十級浪漫化了他，但回頭看看現在的狀況，難道找不到把他浪漫化的理由嗎？當改變世界與及營役搵錢還是一個基本的範疇式的對立時，進一步就是你選擇苦行地改變世界還是嬉戲地把世界忘記，john lennon的路不是再窄一點再難走一點，而同時也走得漂亮一點嗎？

電影令人沮喪的地方，在於七大年代這陣狂風大雨過後，john lennon的人生就由一幅十千萬像素的高清相片，變成了九流dc iso1600拍的一舊雲，幾乎三級跳就跳到尾：律師協助打官司，勝訴那天同時是孩子sean lennon出生那天，順理成章的happy ever after，然後三槍收檔。這就是導演對john烏托邦遊戲狂妄而燦爛的人生的回應嗎？我多數是讀錯的了，但總覺得導演這樣收場，analogically與 胡佛希望省力地以入境和居留的理由把john lennon趕走沒甚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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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突然想起身邊的一堆朋友。祝生活安好。

離奇過小說

看了marc foster的《stranger than fiction》（《離奇過小說》，今年的譯名又是另一個可以詳談的話題了），一肚氣。不錯是effect有趣對白精警，但就是這些便承受得起堂堂文化中心大劇院差不多滿座的轟然掌聲嗎？

很簡單很generic的後設故事（星期二看的《毒校草》的咀咒又在迴盪了）。男主角一天醒來每天如常擦牙打呔的動作，就有把神秘女聲在旁述，當然開始時觀眾都習以為常有人旁述有幾出奇。但接著才發現原來男主角是知道的，聽到的。女聲原來是一個小說作者，作者正在患writer block，而她作品的男主角就是電影的男主角。然後就是男主角現實生活的發展就與女作家筆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連本地也有彭浩翔的《買凶拍人》、《av》之類，連最近看的《校墓處》都有關於敍述者與所敍敍的對象的處理。國外就更不必說了，charlie kaufmann有《無痛失戀》、《何必偏偏玩謝我》等一大堆。這類戲橋甚麼時候變成新事物要拍掌叫囂了？開始時那像幽靈般的女聲還是好玩的，因為當未知道那把聲音是是來自一個可被編劇任意把玩的女作家。那種不安不僅是被女聲干擾的男主角，還有同樣一頭霧水的觀眾如我。可惜電影轉頭導就急不及待披露女聲就是女作家，落得大部份時間就在以笑位來示範那些後設故事的操作。

戲的高潮位，就是小說的結尾：女作家本來的想法是借一個初時觀眾讀者都不以為意的小情節——調錶——以成就小說男主角在幾星期後的殺身車禍，當然一廂情願的電影男主角也神推鬼使地迎頭一撞。dustin hoffman（電影裡輔導男主角的大學教授）評語：這是一個近幾年少有地詩意的死法。死未。唔緊要，因為電影男主角都未死，只是斷了幾條肋骨腳骨胸骨和手骨。點解？也是因為女作家良心未泯，在小說主角撞車後畫龍點睛再加幾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地把男主角的手錶死成了求命的objet petit。女主角突「然想」起了作為一個小說作者的倫理了。

detour：過年時有位朋友的媽媽和女友替朋友求了一支簽。下下簽。簽文大約是 講有個皇帝他宮中有兩位妃子，珠玉在前色迷心竅最後當然是心猿意馬朝政讓開。朋友向來有色心冇色膽聽罷眾人議論紛紛。我，在想的倒是，簽文的故事雖然簡單 並且具指向性，但簽文故事裡，既有國君一位復有妃子兩位，更別忘記有無數因為皇帝不愛江山愛美人而吃苦的泥民。中簽的朋友（當然已經是被其媽媽和女友中介 了）究竟應假設自己是甚麼角色呢？我不是女性主義者啦，她他們大概會質問的是如果是女生抽到這支簽又點算，我想的只是中簽的人不可以是形勢比人強的泥民嗎？做禍水的紅顏又有冇得諗（當然這角色會令另一些朋友忘情投入）？

後設的技法當然沒問題，問題只在於對這種遊戲有沒有距離。這套片，駁古都費事，只為那些手掌都拍爛的觀眾感到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