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開口越空虛

八十年代中國的燦爛，是否必需待今時今日的屈悶才顯得特別珍貴。

周浩的《冬月》，是聰明得不得了的電影行動。一個大學學法律的共產黨員，在固始做其基層的書記工作。愛民如子痛其不成鋼，努力張羅外資，遇美國人便送生日蛋糕唱英文生日歌並玩超級無敵掌門人蛋糕塗面；遇台灣人便晚飯卡拉ok兼送五十萬元人民幣當見面禮再加每月一萬塊電費優惠。

銀幕上他絕對不是貪官，他只是想get the job done—哪怕除了熟識中國國情的外國人或內地人之外，他的行為甚麼標準下都是具爭議性的。沒錯論拍攝和剪接周浩都是公道得很，沒甚麼所謂醜化或美化。官員有在鏡頭前息事寧人有刀山油鑊，有挖鼻屎有掏兩百元腰包給上訪戶。但正如在一個正在殺人的殺人狂前保持沉默會被稱為silent support，導演的冷靜和公道，於他可能是恰當安全，但這完全不礙他這部無法在國內公演（當然有如他說，這些事情對內地人比日常生活更日常）及只能巡迴各地電影節的作品對其提出絕對正路的問題：究竟甚麼人在治國，國究竟是如何治的，諸如此類。換言之，本小利大或日無本生利。

早幾年的粗微粒版文藝大悲劇《盲井》看夠了沒有。可能我偏見實在太決定性，聽到導演說他到北京學電影前幹了十多年時裝設計師，便浮出了某種特別苛刻的要求：絕不要打著中國電影之名給我來個mtv。

然而，導演鄒鵬的《東北東北》還是叫我絕望到盡。深得不能再深的景深，不斷猶豫的焦點，有點像《任逍遙》有時裝（當然是挺有意識的東北版）有夜店。但粵語殘片還是粵語殘片，受潮流洗禮具達人觸角並不保證甚麼，長長的鏡頭掩飾不了觀點和價值觀的空虛，即使拍的是自己的家鄉。說一個關於年青人犯禁的故事，也可以不痛也可以不癢：個人的受苦和低迴buffer了一切。如果人侯孝賢的排解是把鏡頭搖高到青山綠水，鄒鵬的處理就是以女主角流產的那攤失焦的血，置換那其實收不了的尾。間或出現的情慾及驗孕場景，並不協助塑造角色或推進劇情，感覺更像為表現某種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的造作吶喊。

相對《再見烏托邦》的心如刀割下筆千鈞，這兩套片，不啻就是「我張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大魚，你的名字是創傷

各執一詞的煙幕

年齡已過百的人瑞級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研究過南美的一個部落，部落裡的人被邀請繪畫其部落的屋子分佈。同一部落，畫出來的分佈圖，竟然出現了兩種分佈的模式。第一種呈同心圓狀，一個大圈的屋子圍著一個小圈的屋子。自不待言，大圈和小圈的屋子份屬同一部落的兩類人。第二種份佈，相同的兩類屋子並不呈同心圓分佈，而是左右門神各據一方。

李維史陀做研究的時候有直升機沒有，不得而知。但他並沒要求找個上帝的高度來拍張照，然後以法官的口吻宣判誰對誰錯；他也不認為是要兩者取其一，或者以更和稀泥的思維歸咎於某種含混的文化相對主義——如此處理便徹底地off target，眼白白的放走了引領研究者進入這部落真正矛盾的機會。因此，李維史陀更傾向認為不同人「傾向於根據他們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來采用某一種而不是另一種方法來形成關於這個組織的概念」（抱歉譯文比本人文筆更累贅，出自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換言之，參考點並非所謂客觀事實，而是部落的不同成員，為甚麼會畫出迥異的兩種分佈圖；關於這個部落的（地理上及人際關係上的）構成，不同的成員希望透過分佈圖說甚麼不同的版本。


匈牙利小鎮的騷動

匈牙利當代國寶級的導演bela tarr，難道不是如此邏輯實至名歸的演繹者嗎？他2000年的作品Werckmeister Harmonies（港譯《殘缺的和聲》，內地譯《鯨魚馬戲團》），講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匈牙利小鎮，有天來了一個超級無敵大鯨魚的標本，在鎮內引起了極大的不安情緒，然後流言開始滿天飛，鎮民開始認為鯨魚就是特落伊木馬，展覽只是入侵的藉口。結果就是木馬裡的士兵和翻天覆地的騷動，竟然由本鎮的居民自導自演了。

電影的意義系統當然遠為複雜，因為鯨魚對小鎮的震撼，其實是與鎮上一位研究樂理的老人相對照。老人窮一生的精力，就是要推翻音樂理論裡的阿基里斯腳跟點。筆者絕對是樂理的文盲，但從電影文脈和其他資料中推論，所謂的Werckmeister temperament就對音傳統樂理的「調」的定義和概念的革命。受波及的不僅是由此建立的音樂史，歐洲文明史，更根本地，它重新劃定了所謂甚麼是和諧悅耳甚麼不是。老者因德高望重，被指派去組織鎮民進行秩序整頓運動。但鎮民卻雪崩一樣的變成了木馬裡的士兵本身，一發不可收拾。片中對內爆及外襲的看法，餘音裊裊。

肆意的揣摩鎮民對鯨魚的情緒反應，幾乎要人以為貝拉塔爾就是受到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的啟發才開拍《殘缺的和聲》了。多給一點背景資料，分佈圖的案例和電影的關聯便會更明顯。首先，電影是改編自一本1989年出版的小說，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作者laszlo krasznahorkai）。匈牙利戰後雖也是共產國家，但其變天其實大概可追至1987年，新總理上任，不僅撤銷了遊客的封鎖，反對共產黨的運動也不斷升溫。及至1989年初，黨宣佈了匈牙利將實行多黨制，並宣會舉行大選。五月——北京的學生還在靜座絕食——的時候，匈牙利人已經搶閘把分隔他們與左邊鄰居奧地利的鐵絲網撕開，鐵幕的第一道缺口也。

也就是說，原著小說是設定在匈牙利一個暗湧不斷加劇，但前路並未明朗的時期。邊界封鎖已撤，匈牙利人正要開始面對於他們而定或者相當陌生的各種事物。為甚麼會是鯨魚呢？龐然大物的鯨魚不僅在體積上似乎包含了鎮民一切未知的，人工或上帝的創造物；不提或者真不會留意，匈牙利可是個沒海岸線的國家，來自海洋的龐然大物根本無異於來自唔知邊的ufo。


除了科學現象，這還是…

在這條向來平靜得刻板的小鎮上，突然來了一條鯨魚這樣的巨型外來者，鎮民的反應和情緒，以至後來由懼怕有人來鎮上搗亂，短路至直接擔起搗亂的角色，歸根究底就是李維史陀的態度：如果表面平靜其實山雨欲來，對前景不知所措是鎮民的根本創傷，跳過客觀判斷，直接揣摩鎮民可能會出現的情緒反應，才是貝拉塔爾對於其祖國最大膽，形式上最具創意的政治聲明。當然，電影似乎是悲觀的，一直照顧老者生活，並協助其組織秩序整頓的年青主角，最後受到過大衝激而發了瘋。但換個角度看，鯨角標本對鎮民的衝激，更對路的可能就是指涉鐵幕倒下後歐美式的市場經濟消費主義。而玉石俱焚的結果，引誘著觀眾猜想——當然不無灰暗茫然——導演對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終極不信任。

甚至遠自古希臘以來，大海和陸地都是具有極重文化和政治含意的比喻。相對於大海的流動誘惑不檼定，陸地甚至山洞才是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在理想國中，柏拉圖的理想國的位置，不就正是要在內陸遠離只知利益的航海口岸嗎？大海對香港人的文化意義是甚麼，筆者沒有深究過，但金融海嘯、巨大鯨魚、徘迴不走，全民起哄等，不就是編寫寓言的上好元素嗎？除了科學價值，這條天外來客訪港也是內觀香港人處理創傷的一次寶貴的機會。

希望不是被害妄想

中學的時候，曾經受教於一位具典型理科生氣質的年輕數學老師。除了教授數學，他還會見縫插針地教導科普知識。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家裡的殺虫水，要定期轉換牌子，否則蛇蟲鼠蟻適應了，便會產生抗體，橫行無忌云云。

類似想法最重要的理論家及實踐者，難道不是納粹德國嗎。眾所周知，納粹時期的德國，社會有秩序得不得了，連火車也絕不誤點，說不定就是香港和大陸所說的和諧社會的典範。但同一邏輯雙生兒的細孖，就是甚麼毒氣室、奧茲維辛集中營。亦即是希特拉反猶的辛辣手段。但上述蛇蟲鼠蟻適應殺蟲水的邏輯，還是在希特拉手上才發揮得極致：不僅要使出渾身解數對付猶太人，更要假設所有在逃出納粹追捕的猶太人都是有如歷盡所有化學品後變得不毒不侵的蛇蟲鼠蟻。換言之，沒有被抓進集中營的猶太人，就是最危險的猶太人，他們刀槍不入陰險賤格鐵掌水上飄，必需加緊消滅刻不容緩。

究竟這是具有科學研究的證明結論，還是某種並不明言的情感投入，兩茫煙水再也說不清。

如此邏輯如此像是無底深潭的肉緊，看似荒誕。但，傾斜觀看，難道不就正是特區政府處理禁煙問題的態度嗎？由禁止煙草廣告、到室內全面禁煙、到排山倒海的宣傳、再到乾脆多抽百分之五十的煙草稅，儼然就是電玩裡的英雄，一關一關的打大佬。終極的大佬形像，似乎就是完全清楚吸煙對健康的可能壞處，亦消費得起四十元的煙仔，有私人地方而不必怕在公共屋村範圍內抽煙而影響他人或被扣分，甚至乎已經自備人壽醫療保險故不會「加重公共醫療負擔」，餘不一一。換個講法，這個無論如何也制服不了的大佬，其實不過就是預備好付出無論是金錢或健康或道德形象代價的煙民。換個講法，就是階級問題，赤裸裸的經濟歧視。

香港要麼效法不丹全面禁止煙草進口，否則種種控煙措施與市民抽煙（卑微的）自由之間（哪怕這「自由」已被法例、道德污衊、消費能力所中介）的距離，便始終是，亦應該是無法僭越的深淵。前車可鑑，希特拉是被視為首個主張禁煙的現代國家元首，在一片種族主義及優生學的混亂修辭中視抽煙為「墮落」的行為；不用說的，當然是一籃子順理成章的控煙措施：公關文宣、青年老年及懷孕婦女不獲發煙票、空共場所（包括戰時的防空洞！）禁煙、禁止煙草廣告、大幅增加煙草稅（80-95%！）等。以亂七八糟的藉口，嘗試僭越控煙措施及個人自由之間那段necessary的距離，成就了法西斯的定義。一炮而紅，名垂青史。

亦十足十特區政府的控煙手段。



三月廿三日社民連發起的反加煙稅遊行
制作：領男

一年容易

電影節揀了：

一，《金國民》 （三月廿四日，科學館，七點九）
二，《w》 （三月廿四日，grand cinema，九點半）
三，《再見烏托邦》 （三月廿五日，科學館，九點半）
四，《東京夜曲》 （三月廿七日，朗豪坊，九點四十五分）
五，《東北，東北》 （三月廿九日，grand cinema，六點）
六，《明媚時光》 （四月一日，朗豪坊，九時半）
七，《我不買西裝／河上的愛情》 （四月二日，朗豪坊，十點）
八，《流氓的盛宴》 （四月三日，藝術中心，九點半）
九，《死女》 （四月三日，朗豪坊，十一點四十五）
十，《誰和誰和誰有路》 （四月四日，大會堂，九點）
十一，《完美生活》 （四月五日，朗豪坊，八點）
十二，《往事在他方》 （四月六日，朗豪坊，九點半）
十三，《買起我老闆》 （四月十日，朗豪坊，十點半）
十四，《大絕食》 （四月十日，文化中心，九點）
十五，《走私少年七日譚》（ 四月十一日，太空館，三點）
十六，《一首punk歌救地球》 （四月十三日，文化中心，六點）
十七，《廿四城記》 （四月十三日，文化中心，九點）
十八，《無限春光在險峰》 （五月三日，科學館，四點半）

這幾個月做死冇命賠，最好的放鬆方法就是將時間表徹底填滿。

妖魔鬼怪的飛佛

一首眾人的歌

回應拉克勞05年的著作《on populist reason》，齊澤克於其〈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中曾提到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第九交響樂》是一首怪異的樂曲，曾被東西德共同在奧運會中當作國歌使用、為前英國殖民地西羅德西亞（今天津巴布韋）為維持種族隔離而宣佈獨立的ian smith政權選為國歌、中國文化大革命一片反歐洲經典的氣氛中被視為一首進步的階級鬥爭之曲、甚至連希特拉的生日派對也曾曾演奏此曲。換言之，假以時日所上述提及的名字和時期若已作古，可以幻想由毛澤東到希特拉，由津巴布韋的種族主義者到秘魯的恐佈份子，齊齊在天國拋棄塵世的恩怨，抱頭忘情齊唱多芬這首第九交響樂。

齊澤克之所選這首曲子作為其文章的結論，是要回應早幾年如法國和荷蘭之類的傳統歐洲大國，在如土耳其等國家申請加盟時的態度。她們有個簡單不過的口號「no！」。這個空洞的口號，結連了的是多種迥異的動機和立場：有的怕大量湧進的廉價勞工將壓底歐洲人的工資，制造失業問題、有的從根本抗拒尊貴的歐洲文明將給這些中亞佬稀釋、有的從土耳其人處理人道問題立場反對…不一而足。

換句話說，不是反對土耳其加入的各方陣型持相同立場，倒是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反對旗幟，有效地把不同政治的立場（暫時地）連結了起來。然而，贊成的又在想甚麼呢？他們也許不過就是最冷酷無情的資本家，認為：沒錯呀，把土耳其加進歐盟，就是為了要多一大批無需工作簽證就可無限制地顧用的廉價勞工！


捉襟見肘的「保育」

這裡的政治教訓，難道還不夠明顯嗎？在歐盟處理土耳其問題上，任何誠實的歐洲人面對的都是一個揀無可揀的困局。一種立場，無條件地擁抱歐洲的文化經濟遺產，而對當中的殖民、侵略元素視而不見。另一種立場，更徹底地無視整個歐洲的文化根基，把祖母的日記本都典當去，然後去擁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競爭秩序。

但這曲目到底有甚麼特別，可以吸引歷史上各位張牙舞爪的惡魔？同時又可提供齊澤克回應歐盟現實政治問題的答案呢？據nicholas cook的分析，這首歌頭半首有如聖詩首的莊嚴神聖，在中段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借來了歐洲於十八世紀由土耳其取材的軍樂，營造了一種嘉年華式的狂歡氣氛，然後再一次突變：彷彿百萬人齊齊應聲下跪，向著遠方的天空歌唱，大概有幻覺那仁慈的天父就在星星的後面。但隨後的慶祝感覺又無情的揭穿了之前的萬人大合唱的虛幻：那仁慈的天父根本便不存在。最後的莫扎特式結尾，更是詭異地結合了土耳其元素及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坦白地承認那種博愛的歡樂，究竟是虛幻的。

假若我們傾斜觀看，但這種虛幻其實是嚴格意義的曖昧的。其曖昧在於，究竟是交響樂的後半干擾了頭半部穩定的秩序，還是後半部純粹是無意識地指證了前半部歐洲典型莊嚴文化的虛妄？認為高等莊嚴歐洲文明就是防守的最後陣地，與認為全地球人（包括歐洲人）都要投入臉不紅氣不喘的殊死競爭，其實是不過是銅版的兩面？

貝多芬在曲中借來了土耳其的進行曲元素，作為烘托其歐洲價值的絕望嘗試，在此就恰好成了對歐洲文明的終極詛咒——180年前貝多芬已無意識地對今天歐盟的問題發表了其超時空的洞見。齊澤克認為，真正的測試在於歐洲人能否批判地直面歐洲傳統，突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那種偽裝為選擇的宿命。（齊氏的法藉心理分析同行julia kristeva在《反抗的未來》一書中，便提出了歐洲如果真的有值的保留的價值觀，那便是「對個體的人、對人的內心的重視，對生活的藝術、趣味、休閑、單純的樂趣、優雅、不考慮因果關係的即興活動、游戲、無目的的消耗、「可惡的游手好閑」的重視，總之，就是對自由這一先於一切目的的「在世」本質的重視」）然而，無論如何，當中的步驟仍然是直面自身，一頭探進那關於自身卻是未知的領域。


人話保你又話保

關於政府拋出來那六個「活化保育」項目，我沒其他同文所知的多。只知道齊澤克對歐洲哪怕是足夠光榮的傳統的嚴厲銬問，只知道其批判的立足點是抵抗那種人人都已瑯瑯上口潛移默代的全球化城市競爭邏輯。同時，也覺得南九龍裁判處、大澳舊警署、雷生春、荔枝角醫院等，與期說是readily preservable的建築，它們在公共領域的出場不如說是揭穿了我城對自身的一無所知。法律系統對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史的起了甚麼作用？中藥又如何因一連串的瘟疫被殖民政府打壓？連帶西醫系統的引入又是一個甚麼故事？甚麼都不知道，就趕著要建數碼教育藝術學院、精品酒店、中醫藥研究所、背包客旅店，箇中引發的問題絕對不比回答了的問題多。

我城的歷史、我城的歷史建築，也在這個連前提也沒認真考慮的情況下，便給一個龐大的利益網絡徹底翻譯成財務可行性，連所謂「活化」的活是為了誰也沒想清楚。如果保育並不包括認真了解我們的過去，不包括探索我們所未知的過去，也不願將探索的成果影響今天的定位與方向，我們便真箇落得只在齊澤克所批評那種漫無目的的民粹遊戲中，為自己在已經預先安排好所有劇本情節中扮演沒有突圍沒有進步意義的角色。

even better than the real thing

據說市面近日流行著一條纖形的秘方：日日跳舞，跳到瘦跳到靚，只需三千元。

有個笑話，說秦始皇到處請教高明，希望為他的初生女兒找一條立即長大的秘方。一神棍斗膽向秦始皇保證，下一眼再見到的女兒，必定會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少女。這就帶走了公主，禁室培育去也。神棍把公主帶回時，果真已是一位美少女——只是這一來一回，中間己相隔十六年…

這就是零糖可樂、脫脂朱古力、基因改造吃完不放屁的豆、無珈琲因珈琲、無酒精啤酒等的邏輯。因為要滿口香甜，我們灌可樂吃朱古力；因為想要刺激或麻醉，我們劈酒劈珈琲。但叫人手足無措的，卻是「刺激」一方面召喚著「滿足」、「享受」，另一面卻涉嫌與「誘惑」、「縱慾」同流合污。聰明過頭的商人便立即發功，讓消費者消費一種嚴格意義的空洞姿態：發明不含刺激元素，卻能滿足對刺激需求的產品。把消費的行為與消費的效果以一種撕裂的方式結合，妙哉妙哉。

自不待言，願意連續八星期無間跳舞，別說要瘦要靚，連渣打馬拉松大概也能勝利完成吧。這條「八星期任跳」纖形秘方，在商品化了的劇烈運動，與跳舞健身纖形之間，劃開了一道無法接駁的深淵，然後在消費行為中疑似結合。

相傳有個波蘭人，剛好和一猶太人同坐一列火車。波蘭人羞怯地問猶太人：你們的發達秘笈到底是怎樣的呢？猶太人氣定神閒說，給我十塊錢，立即相告。付錢後，猶太人便說：先到街市買條金魚，在月黑風高之夜放在一個花盆裡。波蘭人心急了，問到，然後呢？猶太人說：哪有咁便宜！再來十塊吧。波蘭人聽到一半，怎能不付下去？猶太人繼續說，然後你對著花盆連唱七晚聖詩，記著叫齊家人一起唱…如是者，波人蘭邊聽邊付鈔，到最連內褲也除給猶太人時，猶太人的秘笈也說完了。

上兩個星期，與同屋和一個長期心碎的朋友打籃球。一對一，嬴了球賽輸了條腰，個多星期整個背比在學堂的學警還要直，打個乞次都像木釘穿心。甚麼叫不割裂的消費？就是帶二百元，和那條暫時向你徹底宣戰的腰，到北角的陳照醫師的診所，被他以十字鎖的方式，突然整個人往上揪。脊椎所有移了位的地方，剎那間就所謂「正骨」了。二百元還未計感動呢。做運動健身當然是好事。愛美的女士們，但願你們劇烈舞動八星期後，能真切感受到運動的價值。

在途上我覓理想

一個普通人如何可以成為談論的對象，哲學程度直逼「有雞先還是蛋先」。

驟眼看，普通人不過特質特徵與人無異者；所謂談論，或談論vs不可能談論之分野，就是構成語言的差異能否有效的map在言說的對象。最低消費就是亦步亦趨地辨別某人某事的輪廓。弔詭之處顯然易見：如談論對象的「特徵」，是與許多人共享的，所謂「一個普通人」這個單位，就無可挽回地溶解在前仆後繼的同類中。「個別」和「普遍」這對概念，據說就是因而天各一方水火不容。

這問題似乎不著邊際，但在近2、30年全球資本主義高奏凱歌這背景下，如何思考轉變甚至革命的可能性，卻是進步的思想界及社會力量生死悠關的大問題。不同前提不同預期不同判斷的辯論前線，是旺盛的生命力和死水一樣的僵局共種的一朵兩生花。若果再扯進一個並不驚天動地的日本男生，事情又會變成怎樣？

他叫樋口拓郎，是我們洞爺七犬去年七月在北海道反八國峰會行動中認識的一個男生。年輕時在英國遊學了一年，回國後便由機械工程轉系到社會學，專攻反全化社會運動，廿六歲的他已是一名博士生。他又高又瘦，幾乎可稱木納，但其實三番四次與他碰面的場合，也是他閉著氣挺出來，在世界各地向一班與他素未謀面的行動者宣傳和號召參與各種社會行動的場合。

如果這仍是他「與別不同」的特徵，如果「個別」和「普遍」的對舉仍是金槍不倒穩如泰山，讓我們傾斜觀看這個對立的別個模式。

拓郎巡迴各地推銷社運外，他另一重身份卻是推動樸素到極的食物運動。嗜煮食的拓郎，（所到之處，他都以集體煮食作聯宜交流）和朋友在東京組織食物合作社，到處收集朱門外的酒肉，烹調成廉價的食物供應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時參與者的飽肚需要。他們要在東京成立社區廚房，張羅有機食物的供應及一班食物同志，定期聚會，在煮食和供應食物的國度中達至各盡所長各取所需。他們的理念淺白得像絕對的真理：你可以不信神，你可以認為政治污穢，但你不能不吃飯。從尊重個人的參與和享受出發，達到一個人類普遍的層次，四両撥千斤。

事實上，雖然他為不同的社會運動，向各地三尖八角的行動者奔走呼籲，胸有成竹理想國似乎只是時辰未到；然而，他卻絕非真理在手自我感覺良好。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緣由，是這種的最好註腳：拓郎的父親是一個爭取殘疾人士權益的行動者，主張和平，參與反戰反對成田機場擴張。回到家庭這個疑幻似真的「私領域」，他嗜杯中物，酒過三巡還會動手動腳。父親這種矛盾和缺陷存在，成了拓郎對社會行動者的觀念中一個根本的問號。問號並不靜態，而是兇猛的旋渦，搞運動也就不是每星期花五元做善事，同時也是解決自己構成性的問題。

換言之，社會如何變革，與行動者在運動過程中的歷練和成長，於他是共時的並行探索。陰差陽錯，極端的自我經驗和脈絡，與對社會改革的普遍主張，又在實踐的維度上夾纏不清。當代社會理論對於所謂革命主體屬個別抑或普遍爭論不休，拓郎這個活著的例子，舉出來不是要說他是梅花樁高手，只此一家把殊死鬥爭的理論問題輕巧避過。他想搞的運動，目標是把要吃東西的人都包攬在內，已是叫人滴汗的野心；流行理論中悖論矛盾的概念，在他的實踐中兩茫烟水相濡以沬，在極端的個別中閃出一道普遍的靈光，真箇心曠神怡。

拓郎一月路過香港，臨走前一晚，還有小風波一個：一天工作完結，倦得只想怒灌幾罐迷糊睡去，啤酒還未命出來就收到朋友電話，說拓郎對小弟制作關於他的短片的放映有些事要討論。立即有如阿圖塞說一個路人在街上被警察叫停，情景就有如一個有公民身份的個體被國家截停。用個術語一點的講叫，這叫interpellation。關於所謂紀錄片的倫理、拍攝者和被拍者的關係（包括拍攝的時候和放映階段等），一串問題立即如聽到號角聲的老兵列隊敬禮。

見面後，原來又係估佢唔到。不錯他是說片子要是在日本放，放給他的同志看，他會有點猶豫。畢竟日本的社會及文化環境也是少有把自己的內心披露，即使搞社會的人已算是勇於為世不容朗聲說自己意見，家庭和出身等也不能說是同志間的熱門話題。筆者願意相信他的猶豫不是相反的暗示，而是他一方面的確有興趣聽聽其他朋友對片子和片子裡的他的意見，另一方面是他也不見得完全服膺日本如此所謂的習慣或傳統的取向。

穿鑿附會的話，這又是個別的「真理」從來都是深入在要排斥它的普遍中的一個例子——但這樣說絕對是無聊到極。到底，拓郎路過香港，其實是為了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研究「行動者是怎樣煉成的」，這個看似抽象的問題，對日本社會的implication還深哩。聽過hikicomori沒有？這種日本現象就是被縱橫交錯顛三倒四的文化價值觀詮釋得水洗不清：鎖自己在家看漫畫是對世界的拒絕還是純內向自閉？叫他適應社會努力工作？這是個不能自控的「精神問題」，還是有意識的反社會行為？他們需要純論述上的重新評價，還是動員組織上的參考？

他未必會對我這樣看他，這樣把他錯置到我有興趣的問題表示興趣或認同，反之亦然（其實是有的！！！）。但這也許不緊要，把問題開展在還未知答案的領域，叫生命力，叫僵局的盡處。

開心買鞋，唔開心又買鞋

世界太混亂，空氣令我頭暈。貼下相，wai wai 自拍王，沒光圈沒快門，一卷200度菲林加聽天由命。

加送一首好得沒話說的歌：


《老劉》，美好藥店

歌的故事，看這裡。別給頭十幾秒嚇怕了。不是你品味有問題，我的也沒有，那是強迫的廣告。

缺席的在場

西九今天可能人人都聽過，西九由填海而來也屬常識。但被填平了的「海」，在填之前又是怎樣的光景？有過甚麼故事呢？

上星期日，30年前爭取油麻地艇戶集體上樓的一班艇戶及其支持者，舉辦了一整天的回顧活動，包括他她們當年抗爭和生活現場的導賞、影片照片分享及討論。其實當年油麻地的避風塘，範圍大約由大角咀以南一直伸至大約佐敦道以北，大約就是人人瑯瑯上口的西九的範圍。

在渡船街一帶，當年的艇戶述說艇上的生活，如何落艇上岸、哪隻艇上有甘神父辦的免費補習班、艇戶的食水如何供應、艇戶小朋友如何借身份證在工廠當童工等。說到爭取上樓的抗爭時，張開的關係網則更大。避風塘旁的大角咀沙崙學校校長，趁暑假學生都不上課，開放校舍讓艇戶在颱風其間暫住；79年1月7日的大規模拘捕事件刺激起社會各界，爭取改革當時鉗制公民自由表達意見的《公安條例》；還有同年颱風其間經典的佔據事件：艇戶佔領已經丟空的漆咸道軍營達一兩星期之久。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洛說過，城市如一塊海綿將所有事情吸收，描述一個城市需要包括這些被吸收了的過去。然而，城市自己並不會主動的把過去和盤托出，而是有如掌心的縐紋，銘刻在街角、舊窗的窗框、樓梯的欄杆——在所有耗損、凹陷和日久變形中。

胡亂引申，卡爾維洛其實說，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的歷史博物館，發生過的事情各以其方式，成為館內的一件哪怕極隱形的館藏。卡氏的說法較諸香港的情況，卻未免顯得有點浪漫。如果油麻地避風塘真是紀錄抗爭的展覽館，這個展覽的主題會是爭取公民權、居住權等重要的主題，只是相關的展品都被政府系統性的規劃埋到一望無際的屏風樓的地基下。

齊澤克說過，在結構語言學裡，差異的結構決定特定signified的signifier。若然有一個特定的signifed，以純然的缺席表示，與以某一特定的signifier來表示沒有分別，當然有很多假設和前提在此說了也沒意義。簡單一點說，就是安東尼奧尼的blow up，相片中那不存在的死屍及網球，正是因為其是否死屍或是否網球，也不礙電影的推進，齊澤克的論斷當可由此理解。在香港的情況，以若以其實際已消失或不在場作為標示的線索，不知是否理論上或想法上的進步，但肯定的是，說激進，所謂保育人士如怎比得上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的發展商。

實物現場固然已面目全非，但不過30年罷，事件在今天已像是幾乎徹底不存在——這本身就已相當驚人。如何透過累積和書寫歷史來建立本地社會運動的身份、社會觀、連結及策略，仍是個遠未完成的計劃。

後話：這標題應該不比在報紙登的那個版本尻，報紙那個就自以為配合，這個就自以為抽象。我是知的，乾杯！

in him (more than himself)

不知是誰開了個蛋頭說法，說甚麼香港自七十年代麥理浩當家以來，香港人人機會平等經濟欣欣向榮安居樂業以港為家下刪一千肉麻屁話。彷彿香港有了九年免費教育消費者委員會廉政公署公共房屋後便成了地球人不甘後人要搶先試住的樂土。如此這般的三四十年，香港人連常識都遭勒索。先別要指控我一竹篙打一船人，誰在船上誰是打手誰說得清楚。

上星期天油麻地艇戶抗爭三十周年，席上記不起誰說，當年遊行示威舉牌也算是家常便飯，天曉得警察會在隧道口家旅游巴攔下來，並以非會集會拘捕檢控車上的七十多人。天呀坐在車上都算集會地鐵每天坐上百萬人次難怪香港是示威之都。無論如何這故事教訓我們，訴求不是發向一篤被動的臭屎，那篤臭屎隨時狂性大發陰毒反擊，兩者的關係叫對抗性，嚴重的叫敵對。政府是壓迫的當權者只懂鎮壓，大量因統治而起尚未算清的社會爛賬，我想是當時的常識。

但就是那個甚麼第二代人的幻覺，以為自己well off了世界就真的他媽的溫柔起來，連警察都變成了憑傲氣的硬漢子，《大哥成》裡對警察的相反假設、《公僕》裡對警察維持正義的猶豫、《龍虎風雲》裡對邁向科層現代體制的警隊的不安燥動，怎麼都一下給掃進床下底，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政府這碼東西，在一片震天的吶喊助威下，由在意識中明確得極致的對立面，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型為任何社會政治經濟矛盾的中立仲裁。別說今天國歌瑯瑯上口的小孩子，就連年未過三十的我也曾天真的認為，政府就算不是好人，至少亦不是動輒做架倆的公公，忘情護主或者根本就是為維護注滿自己利益秩序。這就是官民狂歡攜手營造出的新常識，一片歌舞昇平的上揚中，人民和官府（或曰狗官，順馨語）的對抗性不是被定為不存在，便是錯的每每是刁民。眼所見的就是秩序，還要是需要維護的秩序。

法國史佬布羅岱爾所提倡的long duree，在香港這事例中難免展露洞見。他說當歷史研究的趨勢都像趁壚般湧到研究個別事件時，嚴重的失誤便出現於把時間看成一條單一的箭咀，事件只是散落在這條苦悶的時間線的個別元索。他提出的是時間能否有別的尺度？周期能否是某種研究的單位？研究長時段的變與不變是否比純真無邪地假定推陳會出新後浪會推前浪更有啟發性？當所有人前仆繼地要以正史的書寫確立自己的掘起及雄霸是合理和進步的同時，先不說如甚麼堅尼系數直插雲頂，五十年不變對原有秩序的維護的災難性果，把香港說得機會平等開放的人是否真的無知還是還覺得對得起良心？

其實我也可能說得不準確，往日的非法集會指控，不知甚麼時候已悄悄的滑向一條更大含混性的襲警罪。這過渡的淵源有待法學史家考證，但後者表面上政治含金量較低是鐵一般的事實，畢竟公安條例是殖民地政府為搞定左仔而立的高規格法例，把一介爭普選的良好市民與六七的所謂「左仔」齊名，也不知是左派會不服還是馮炳德會自問不及規格。無論如何警察有兩厘米的瘀傷法官便表述為不能說是不輕的傷勢，我們高薪養的公僕甚麼時候變成安安和佳佳了，兩天病假加八千元賠償，我還是第一次覺得公職人員減薪是大快人心。

這難道不是心理分析向來關注所謂的「凝視」嗎。簡單來說，凝視不是簡單的專注看，而是涉及看見某些平常看不到的東西。任何秩序都有個虛位，這個虛位包裹著既有秩序的矛盾及混亂，並以某種無意義的小物件作為載體出現，其功能是維持這本身弱不禁風的秩序的穩定性。這小物件一般不起眼，需要所謂looking awry才看得見，看見它，意義不單是接駁上這小物件向你拋出的反凝視，更是連帶直面了這小物件包含的秩序中的混亂及矛盾。換言之，被召喚是有効凝視的可能性條件。

也就是說，若你就相信香港真的機會平等十桶金等你拎返屋企，警權問題在香港陰魂不散這個小污洂就永遠不會進入你的雷達；反個頭來講，那個由七十代為中心的香港故事，統治者打壓追求社會變革者的手段五十年不變這些則完全拋諸腦後，才能維持整個視野裡只有北京倫敦角力和經濟繁榮。我們也因而被剝奪對警權維持警剔的社會條件和權利。斗膽假設，不了解香港社會對警察的「常識」的詭異轉化，談論警權問題就必定是概念的抽象的。如果齊澤克有幸光臨香港，警權這個objet petit a，之於殖民地到今天所有特別行政區的面貌，大概足以讓他來個心理分析加殖民情狀的盡情crossover。

我不懂寫信，勉強寫出來也恐怕乾澀無味，但實牙實齒的憤怒卻是如假包換的一大腔。憤怒的不單是個別法官的個別判決，扯到流行的香港故事，怕是扯遠了，只是這兩年的事情針對性至此，我只期望真真切切的關於香港的大辯論能藉此助跑起飛，以及好朋友能儘快渡過這他媽的十三星期。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聖誕禮物

元旦要上京參與打工文化藝術節，近日常要租先達的band房練習。見到band房門外貼到一走廊的gig海報，在新蒲崗工廠區，中環藝萃會，gothic唯美死亡metal甚麼都有，聯繫澳門廣州深玔巡迴甚麼都有，總之是一地開花。不知是筆者孤陋還是感觀錯亂，是一地花了，這一地的花怎麼竟然是視覺而非聽覺的？一地開花，但竟聽不到與環境名符其實格格不入的雜音？

高談闊論對獨立樂音理想之類，太複雜亦太柒，丟現眼無謂。但翻一翻自己的腦袋，總會浮出以前amk六四後演出時把一個小瓶（小平）用繩子吊起，然後不知是丟到地上踏碎還是怎樣。黑鳥開show又是有警察滲透還是查封甚麼（詳情可找黑鳥全集裡的乜乜碟邊首歌），然後甚麼band又在台上放火，演出中途被腰斬。一句到尾，indie不是以樂迷人數不及容祖兒多來定義的，一廂情願都好，挑釁和針對性怎說都應該是生死悠關的核心價值，無論你的風格是amk式的甜美和舞動，還是黑鳥配莫昭如的狂燥猛火。

回正題，近幾天網上熱列討論著新組合「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聖誕演出的事情。這個新組合是由my little airport的阿p及pixel toy的何山組成的。據資料，整件事是由一班定期聚在一起看塔可夫斯基電影的朋友開始的，慢慢他們由看電影到夾歌念詩，間中大吃大喝。「為香港90年代cult片、妓女、基層而高歌」，是他們自我介紹的第一句。他們這個組合的頭兩首歌，就是為一位因為金融海嘯而被裁掉的朋友而作的《give him a job》和《企業社會責任》。

最新一首歌《聖誕半裸派對》，就是目下的那一點火頭。他們找來了「露體狂小丁」到香港一個荒島上拍了一條相當搞野的裸體mv，重要部位以鮮艷欲滴的水果遮住了。
model: 露體狂小丁
video: 德國藉影像作家格勒戈爾.森武沙(Gregor Samsa)
詞/曲: 阿p
編: 何山/阿p

我哋渴望一個聖誕派對
嗰度會有好多好多美女
而且個個都係半裸少女
一齊去搞瘋狂派對

我哋經已失去太多興趣
我哋經已失去太多伴侶
我哋渴望一個半裸派對
一齊去搞瘋狂少女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 - 聖誕半裸派對 from Gregor Samsa on Vimeo.

該mv上載youtube五小時內遭刪去。歌還是要繼續唱下去，但不單止唱，他們還付諸實行舉辦一個名為「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 首次公開演出 聖誕半裸音樂會」：

「時間：12月27日8pm開始 ，一晚做4場，每場約20分鐘，期間會播放塔可夫斯基電影，最後是打碟時間。
觀眾人數：每場只限觀眾4人
服裝：可自行決定半裸與否，但嚴禁全裸
費用：由觀眾自行決定，無錢可以唔俾，歡迎觀眾帶備酒精小食。」

以惡意framing為己任的東方太陽來報導了，警察也來了，成員之一阿p亦被召去協助調查。最惡毒的是，差佬把完全不涉活動的富德樓業主大人也一併召去問話。據報說：「警方發言人表示，商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會跟進了解事件，並提醒市民必須合法及負責任地使用互聯網，亦應核實發起人或團體的身份。」

連流行歌手都會唱如「天天迫我上路／天天迫我進步」的調調，齋以意識作區別難道不是已經失效嗎。當然並不是白癡地煽動些悲劇式的殉道者，但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這種寓玩樂於批判，實質上觸碰到權力羅網的創作實踐，是今年送給香港最有意思的聖誕禮物。

貼文之際，他們已經把活動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健康聖誕樂融融音樂 會」，要「歌頌人類道德真善美」云云。看活動的logo，鋼勁有力的直樹姆指，單刀直入的「道德」和「健康」，就是最有效的on going campaign的propaganda，自信的叫陣姿態。真箇學阿p話齋：只有在最保守、想像力最低的地方，這種創作才有它的意義。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facebook group
袁智聰的介紹

要無奈，也要刀鋒！

回歸以來，天災橫禍列隊登場，畜流感少士京奧神七金融海嘯科網泡沬。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由二戰後慢慢建立起的所謂「香港意識」、「香港精神」據稱被打得七零八落——無論你是否同意那些就是屬於香港的「意識」和「精神」，無論你是否擁抱之。在「跑輸大市」的港產片市場中，也有杜琪峯「銀河行映像」電影中那大伙氣宇軒昂一表人材，但同時又冒失又內哄又迷途又放逐的黑西服大漢。

11月結束的第一屆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的閉幕電影《三條窄路》，此情此景中，卻作了一個似乎別樣的嘗試。崔允信導演的《三條窄路》，看似一個簡單的邪不能勝正的故事：奸商在珠三角投資設廠，發生意外嚴重污染和導致大量女工長期病患。奸商要在香港上市，需要銷毀有關的證據，還把證人滅了口。一位牧師一位過氣警員及一位新紥女攝記的命運，在查案的過程中陰差陽錯地交織起來，結局是排除萬難搜集到足夠證據，惡人自有惡報也。

電影志不在說明天網恢恢，而是導演在這幾條窄路上，表達出他對香港社會的觀察：信仰在教會的體制中已失去解放、關懷及愛的精神；所謂「理想」及「市場」，成為新聞界隨手拈來為自己矛盾行為辯護的隨身法寶；警察回歸後偏安香港，樂於少做少錯等升職，怯於在跨地域的問題上申張正義。

建基於這幾點社會分析，奸商下場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導演還有興趣為香港現今的情況把脈，及以電影這種媒界向香港吶喊。今天香港社會的特質，要麼就是如不多評論人以銀河影像為代表的所謂「後男性／剛陽」，即直接受認自己的窩囊、放棄對自己有任何期待；要麼就是動輒千軍萬馬的合拍片般北望神州。兩種迥異的態度，卻有著致命的一致性，就是不直面自己的過去，把電影視為只爭朝夕的件頭工作。

電影的結局是奸商落網，牧司攝記過氣警察在暴風雨後各歸其位，不能說沒有淡淡的一點無奈，出於誠實的無奈。在全城忘掉錯對，懷念過去，極速歸邊投誠的大氣氛中，無奈也能有其銳利的刀鋒。

捫心問，你愛大排檔嗎？

已故蘇聯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拍攝其遺作《犧牲》的時候，已移居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相傳他的工作室，與瑞典另一電影大師英瑪保曼位處同一大廈。有趣的是，即使他們惺惺相惜，超級互相敬仰，兩人從不交流，甚至迴避碰面。

這就是齊澤克在《violence》中提出，對「鄰居」應有的態度。所謂的鄰居，指的就是恰好在你旁邊的陌生人，照計你應與他或她保持友好關係，但那種友好關係實際上別無選擇。比較術語的說法：他者。換個語境，同一性質情況的相反，就是香港版本的「共融哲學」：甚麼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理蘭卡學童都沒所謂，有教無類，只要你操一口流利廣東話，兼擅普通話更佳。「共融哲學」與齊澤克的「鄰居」觀念相反，不同人相處的前題是，請先放棄自身與別人的差異。

翻譯成跡近大而無當的問題：我們如何與不同類型的他者相處？

小販大排檔之類的「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究其根源是戰後殖民政府在不明目張膽介入經濟活動的前提下的恩恤處理。最初是殖民政府特別發牌予二戰身亡士兵的遺孀所經營的，一來讓她們可養活自己，二來向社區提供廉價膳食。不經意但至起碼同等重要的是，在貧苦大眾沒今天物欲橫流的消費生活時，有個社區的聚腳點。非正式經濟活動，是殖民政府治下艱苦生活的kinda出奇蛋前。幾年前幫灣仔區議會的一個出版計劃寫篇文章，便訪問了春園街涼茶舖楊春雷的少東，他便說合和大廈落成之前，春園街公厠的位置，一入黑便成了街坊大排檔的天地。大人圍堆聊天消遣，小朋友便到處跑。而大排檔的主持便是打仗陣亡軍人的家眷。當然，一如今天全世界反對mega tower的理由，合和一落成，為了「行車需要」，大排檔——或再直接一點，street life——便遭肅清。

70年代以來的香港經濟發展，看電視的好背誦教科書的也好，興許已是耳熟能詳琅琅上口。搭條蔥的是，如此的觀念中，舊區／舊物與發展／新生活的分別，只能是窮／亂／污糟／危險，與富裕／舒適／秩序等的刻版對立。雞寮和美孚新村，互相謀殺你死我亡，兩個只能活一個。香港的發展史，就是以鋼筋玻璃高檔建築單一發展的鐵蹄，在香港範圍內長駒直進南征北討的洗底史。在這常識前題中，聽到蔡瀾提議在天水圍搞「懷舊大排檔」而政府積極研究云云，難免有點天旋地轉時空錯亂。

本來遍地開花的庶民生活空間及社區網絡，就是在香港發展軌跡上不斷被驅逐及否定的「他者」。城市發展不斷將市中心的居民轉移到如天水圍等過度管理的新市鎮，同一邏輯推展到極端，損了手，就權宜生硬地回頭安插從一開始便被排斥的大排檔，香港如此發展註定要被否定的起點。

齊澤克的「鄰居」觀念，除可用於對橫面不同種族的分析及批判，轉個90度看，或所謂looking awry，便成了holbein的名作ambassador。食家蔡先生的一番好意，接駁到特區政府的積極回應，便幻化出一滴鱷魚淚：兇手在密室哭訴著要把死者的精神延續下去，嗚嗚…

問題還不在堵路霸機場…

如果我是恐怖份子，收到的士司機堵塞往機場的唯一通道的消息，還不心花怒放暗暗叫好？應該馬上夥拍豬朋狗友混入機場搞事開party。被堵塞了主要運輸幹道的機場，與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密室並無二致。

政府裡總有些來負責陰謀論的部門有能力設想類似情況，假設恐怖份子真的山雨欲來。警隊及保安局便是這類部門，他們一般都會把事情假設成世界末日的級數，並據之部處和行動。在這點上，不難明白為甚麼星期四零晨政府還要出來開記者會：因事件疑似碰到政權觸手不及的地方。而這觸手不及的地方還要正正就是防衛和運輸的腹地。這種位處核心卻是徹底離異失控的狀態，是每個政府的惡夢。

從這意義看，的士司機堵路與港人滯泰相通之處，倒不是的士司機恐怕有向佔領機場的「黃衣軍」借鏡。相通的不是堵路，而是政權的某種懸置（suspension）狀態。

在《state of exception》中，當代意大利思想家阿崗本（giorgio agamben）指出，主權理論中生死悠關的就是所謂「例外狀態」，即國家司法制度中包含的例外；這例外的基礎，就是作為標準的「法律」及作為現實的「形勢」重疊起來的含混領域。換言之，在對形勢的某種判斷下，法律必需被懸置，主權國才能維持有效性。

舉例說，99%的法律，都是行之有效沒大爭議，能規管及仲裁各種日常生活。羅馬法的傳統以降，有一些殺到埋身的情況（如國際問題、戰爭等），是無法白紙黑字由法律所規定及處理，這就是餘下的1%：主權國家透過懸置法律來行使權力，法律作為判斷座標已然失效。當然，所謂「殺到埋身」情況的定義，決定和宣佈情況已殺到埋身這個判斷（decision），便大有可操弄的餘地。

關於「判斷」的問題，阿崗本提醒我們，兩位偉大哲人，施密特（carl schmitt）及本雅明（walta benjamin）在20世紀20年代已有過極具啟發的辯論。在納粹氛氛籠罩的德國中，施認為，正是因為判斷無所謂客觀基礎，甚麼情況下需要懸置法律，主權國家有責任義無反顧的下判斷。本的看法與施的肯定態度相反，例外狀態不啻暴露出主權國家作判斷的無能（indecision），是法律及道德淪喪夾纏不清的大災難。

本雅明論斷的批判性看似艱澀，印證在特區政府對滯泰港人的處理上可能便變得比較明確。由保安局到政務司，要麼說身在外地，要麼說沒參與決策，要麼堅持處理並無不當；要麼說包機安排困難，要麼甚麼困難都解決得到一天還有四班——特區政府面對這（不在香港／超出香港範圍的）緊急狀態，不是無能是甚麼？

吃一頓便飯

大概由十月開始，排山倒海義務有籌鴻毛泰山的工作，除了應驗了某居士的大智慧：「你冇在當下活著」，也不無玩火自焚地的回應某種沒全職便等如比較閒的假設。

這些年，自從離家在外與朋友同住，父親繼續他在內地工作，金融海嘯對他的衝擊才令我開始感受到全球化這塊電路版究竟如何與許多人一髮全身的關係；媽媽也繼續在我出生，亦即將近三十年前把我生出來那家醫院工作。快退休了的她，像個頑童般開始想方設法靠近這個對她來說整天想擺脫家庭的兒子的身邊。（註上笑話一則：今天剛打電話來叫我幫她發個電郵給印尼的親人，完成後她像黃子華般說：唔該晒喎！我說：多謝就唔使啦，請食飯啦。她立即打蛇隨棍地說：好呀，幾時吖，想食乜野！）

如是著，在像炮火連天但不明就裡的生活壓力中，我與爸媽吃飯，竟不是某種記憶裡老樹盤根的開枱四人人吃那兩餸一湯的再現又再現，而是發掘著與某種特殊地親切卻沒機會建立關係的人的相處模式。前晚難得約到家父家母同枱吃飯，大概兩三個月一次，把他們領到樓下打邊爐。

我家是如假包換的「香港故事」。爸媽無論是賣樓、（嘗試）移民、離開夕陽的製衣女工崗位、到大陸開廠，全部的時間都準得有如為寫進教科書而設，而結果就是一對令人搖頭嘆息的子女。做姐姐的因為父母還供養得起，中學便開始放洋流學，畢業後工作兼落地生根，巧遇九一一美國收緊移民政策便也沒回過香港；做弟弟的快三十歲才希望人生過得蕭灑一點，不以全職工作定義自己的認同，落得除了間歇性請爸媽吃飯外，他們就無從由我身上取得任何好處。無論如何，爸媽兩人都已是由把膠花拿回家穿到今天基本上徹底解決生活問題的人。

言歸正傳，我家樓下的打邊爐說不上很特別，但對著個碳爐吃的火窩中的溫暖，供應了那一頓飯的某種很罕見的親和力。也許多得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的食環、警察和鍾姓和許姓議員吧，把擺在街頭的碳爐都趕到後巷了。又長又窄的後巷，擺著延綿二三十張矮枱，每隔兩米左右就放一個會噴出乾燥的碳燒味的火爐，粗口聲點菜聲碰杯聲還有樸素的黃色燈膽光把後巷構成一個陌生但親切的矛盾空間。「這種」地方，起碼對媽媽來說，怕且是沒想過會「回到」的地方吧。老爸又何嘗不是呢，自九十年代中回大陸設廠後，工作需要吃飯消耗的地方都要挑額頭鑿著「炫耀」兩隻字的地方，碳爐邊爐不特別經濟，但就是地踎平民，一如沒理由被假設為不懂享受。

三杯到肚，當我還以為自己要向爸媽解釋為甚麼要捨金碧輝煌的酒家而取這種下三濫街邊火窩，又準備向他她們發表其實不喜歡所謂任食火窩——人吃得幾多？究竟代價是付出的一百幾十塊，還是心有不甘撐得就撐才是真正的代價？諸如此類差點沒到星期五便以為自己又要上課噴兩小時口水。誰料爸媽也被氣氛感染了，沒頭沒腦在說過去。

爸爸是出生和成長在印尼的華僑，小時候他有個鄰居男孩，印尼人，但混得相當熟。晨早上學前，他們會到家對面的油炸鬼店，兩毛錢（對！印尼的貨幣也有不是動輒萬萬盾的時代）買條油炸鬼兩份吃。（對！印尼小男生也吃油炸鬼的）兩毛錢只是晃子，印尼男生向那兼顧集店員及廚房職責的男人大喝：爐頭著火啦！鏡頭一轉，兩人便三四條油條挾在褲袋爆走而逃。我問爸爸，印尼乃是熱帶地方，你們穿的衣服哪裡來袋收藏油條？敍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於現事實，哈哈哈哈，喝口啤酒爸爸便把自己的矛盾藏在笑聲裡。

媽媽沒甚麼以故事形式說得出的片段，但也按奈不住，說起以前官塘鄰居的店舖，買豉油的雜貨店還在，剪髮學生頭的豆泥飛髮店已變成五金店，原本住在走廊尾那個阿姐開的雲吞麵店還在呀，諸如此類。原來在每天看有線十八台放假去睇新樓這層意識之外，媽媽的世界裡還有她來香港就住到九零年的官塘，根就是根。

眼前這兩老，一個快要退休，一個還在想生意如何維持下去；此時此刻的自己，亦被無霧像花的工作像把將來也遮蔽了。這頓飯，煙霧彌漫，吃的安心。

（在自己的flickr找呀找，原來竟沒有拍過家人的照片，罪過罪過。）

冇錢又煩，有錢又煩

早前讀過一篇民間報導，關於無牌小販如何在新正頭大年初一，把官塘市面炮製成一個目不暇給的庶民遊樂場。炒麵炒河粉鵝腸豬紅豬腸粉蠔仔餅串燒燒魷魚臭豆腐魚旦墨魚碗仔翅炒栗子煨番薯，豐富得開年飯也不用吃；夜冷檔裡精品藏匿在雜物廢物堆，舖滿了整條物華街。井然有序的十元八塊交易，小販和消費小販服務的升斗市民，在食環人員回家慶祝新年，政府轉瞬即逝的缺席中，合力演練出一個庶民經濟空間的典範。

消費券的建議，難道不是上述銅板的另一面嗎？政府打開由市民稅收累積而成的庫房大門，一兩千元的消費券人人有份，眨眼收歸商戶的收銀機，一條集體消費的電路於焉完成。

所謂「集體消費」，意思是由政府帶頭，把大量公帑轉換成如修橋築路、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換個講法，集體消費就是補貼市民的生活費，舒緩資本家面對的加薪壓力。戰後六七年年代，這種「花了你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沒權反對」的補貼方式在歐美社會據說行之有效，甚至成為政府干預市場的合法性基礎云云。

消費券不正是同一邏輯的更露骨演繹嗎？好端端的「政府——工商界」的直接通道，消費券的效果就是把「消費者」這個中介安插其中：消費者被指示協助政府把錢導往消費市場。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於十九世紀末發表的〈現代社會中的貨幣〉一文，闡釋了貨幣的流通和普及對社會關係影響。他敏銳地觀察到貨幣的非人化和匿名性，能將人從舊世界壓迫性的親族、社群及封建關係中釋放出來，甚至那一望無際的商品地平線也在消費者眼前盡情延申。

然而，齊美爾亦警告，以貨幣量度萬物，不錯是方便快捷，卻會抹剎不同事物的獨特性及異質性，甚至我們自身對不同價值觀的敏感度亦會同步萎縮。例如不再懂得欣賞庶民生活的好處。

將消費券之議與齊美爾對貨幣的思考並置，應更能顯出齊氏分析鋒利：消費券的使用範圍如何劃定？包括那些天天提心吊膽忙著走鬼的炒面煨蕃薯臭豆腐夜冷地攤嗎？這些剛好在政府的缺席的狹縫中才顯現旺盛生命力的庶民空間，會否是經濟不景、救市討論視野裡外符其實的他者？沿著齊美爾百多年前的思考軌跡，有錢在手與（誰的）「自由」之間的關係，此時此刻逼在眉捷。

烽火與台

港大的阿巴斯教授，於90年代提出了一個對香港文化的說法：消失的文化（a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消失如果暗示看不見，香港就因為其獨特的歷史政治和經濟條件，椠在著特別豐富的「看見／看不見」、「在／消失」、「短暫／永恒」的景觀。

例如九龍城寨，一度為港英治下的「三不管」地帶。英國撤出前，與北京共同決定把整個城寨拆掉，換來一個展出幾片原城寨古董的公園、大量緬懷老城寨的文字和圖片紀錄、一個荒謬地精細的城寨網上遊戲。實物的拆毀，標誌著作為傳說的城寨的誕生。

又例如，筆者家住油麻地，該段彌敦道店舖轉租速度相當之高，一個舖位年轉兩三次已司空見慣。其中一家最持久的，竟是佔內毫無裝修，100元賣四本《厚黑學》《聊齋》《金瓶梅》等經典的散貨場，店內貼滿「租約期滿」。

如以為精神必與實物同在，或租約期滿就等如關門大吉，就即未明白這種精密及變化多端的「消失文化」的狡猾。阿巴斯教授認為，這就是香港殖民性的關鍵之一。

幾年前和一班同學編輯學生校史《中大四十年》，找了一位老師訪問。他提到新亞書院的孔子像，說今天學大如果要顛覆新儒家精神，大概也不會對新亞書院那座孔子象淋紅油——那座令人不忍睟睹的雕塑，只是一坐躲在草叢中小解的壽星公。

當時聽後只懂大笑，近日得知中大要把校園「本部」重要的聚集空間「烽火台」拆掉的爭議，當頭棒喝甚麼都想通了。烽火台這個一直以來讓無數中大人拍畢業照無邊夜話，以至抗爭激辯滋長批判自主學生文化的空間，單方面被宣佈拆掉，全校師生蒙在鼓裡。惟為不妨礙畢業生在那裡留下「集體記憶」，校方計劃於翌年畢業禮前「原址重置」。

這空間是否只為拍畢業照、校園佈局應守甚麼原則及價值、全校員生與管理層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消失一年」及「原址重置」豈會是答案。大學員生並非順民或奴才，中大管理層，出咁多糧請你來剪腳甲嗎？好好反省下吧。

干卿底事

立國二百多年首位黑人統總，本地媒體都爭相指點評論，差點叫人誤以為大選的是香港，而非美國。像筆者一樣唸歪書長大的人，不少對美國（更常的稱呼是「美帝」）都有種隱隱約約的距離。「美國」這兩隻字，與軍事霸權，經濟侵略，關塔那摩等鷹派意象幾近同義—— 雖然美國人口有拉雜成軍的三億之多，激進的貧窮的被壓迫的善良的奢華的狡猾的冒險的反動的尋常的甚麼人都有。

在全世界都受夠了布殊的前提下，奧巴馬的「yes, we can！」，實質上回應了甚麼的訴求、召喚了甚麼情緒、網羅了甚麼欲望，是有趣的問題。投票給奧巴馬的六千萬人的「希望」是甚麼呢？始於列根年代，結合了軍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權力，令全球傷痕累累的「新自由主義」，奧的當選，對飽受其苦的全球民眾，又是否代表了甚麼「希望」？讀人言報，奧巴馬就等如謀殺美國，連臨開選前幾天都要祭出某些民調不準確的「理論」，某種美式政治科學最愛搞的mid-range理論，以經驗的分析推進出一步咁多的所謂理論。當選後也不忘調侃充喜效果只有兩星期，之後的「福利政策」全美國就有排受，諸如此類。

如是者，大選也就不止是共和黨和民主黨此時此刻的角力，也是美國一系列極端負面的形象，能否或可以甚麼速度、朝甚麼方向改變。這個彷彿大到無邊的問題，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98年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左派思想》或能再提供一套參考。

據羅蒂的回顧，二十世紀60年代前，美國其實有強大的左派傳統。先別對號入座，當時美國的左派並非等同馬克思主義，在這左派圈子裡，「愛國主義、主張重新分配的經濟學、反共思想和杜威式的實用主義並行不悖，自然融合」。他們甚至認為「美國只有左傾才能忠實於自己——要想讓我們的國家、政府及新聞界不被富人和貪婪的人買斷，就有必要實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這樣的「左派」是否左派當然可以爭議，就如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否馬克思主義，或俄國十月革命有否違背歷史唯物主義之類。但實牙實齒，美國也有過主張再分配的政治力量，自稱左派並具影響力。

羅蒂當然並非趕時髦要向奧巴馬一諫，他強調的，是當前左派應重新搶奪所謂美國精神、理想和核心價值。60年代後上位的所謂「文化左派」，沉迷於語言及哲學的思辯，向現實政治投降叫他痛心疾首。羅蒂對左派興衰的判斷當然可以商榷——當然作為對無限抽象及思辯表示強烈不屑的姿態及情緒宣洩絕對明顯有餘，但以三個講座的內容，希望對學院左派文化左派與所謂改良左派的恩怨情仇，作真正思想史或社會史的處理也是同樣地明顯不足。但「希望」既是當前美國政治的潮語，歪讀一下羅蒂的理想國，應不止於沒有意義。

經濟機位

煲呔曾日前公布了「經濟機遇委員會」的名單，三山五嶽位位擲地有聲。有幽默的評論戲謔煲呔突然習上了老董的「平台」「樞紐」「委員會」癮，大而無當。第一次聽，不是爛gag，但真的聽到為甚麼這批聽來如雷貫耳的人，不坐頭等，卻全擠到「經濟機位」呢。

細讀今年施政報告，第十三段載有成立該委員會的建議，前一段便是政府一再強調香港「在經濟發展中仍然是以『大市場、小政府』為原則。」。香港經濟搞得好，不是全場拍爛手掌麼？如此先旨聲明，與其說滴水不漏地劃定好市場及政府的疆界，不如說是兩者無可避免地夾纏不清的一則溫馨提示。

香港的成功，據說是因為戰後碰上中國面對全球禁運，香港由轉口港發展成價廉物美的工業出口城市，再順利過渡發展金融。這支凱歌，一般都歸功於神秘地把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場，同時亦暗渡陳倉地成了香港的指導思想。是以兩位特首的任何疑似大作為，都不免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敏銳地洞識為「倒行逆施」。彷彿他們不大作為，香港就順風順水萬世興業。總覺得有天要寫一篇文章，題目為how to kill a nation with cinema之類的，有關的narration都太毒辣了，明明是令香港開始墮落的七十年代，卻被說到是香港發圍的起點；明明是一顆一顆沒理由的反叛心靈，都被說成在「市場」中的失敗者。值得談論的，有視野有菱角摸到真正關鍵敏感的人，不正是秩序default了要謀殺的人嗎？成王敗寇的真相。

政府作為最大地主，以控制公共房屋及土地供應，「打造」香港人醉生夢死的地產市場——大家都耳熟能詳。亦有論者研究過，戰後大陸入口的非加工食物（如大米蔬菜魚類等），百姓能在街市「自由」地講價購買之前，中間涉及大量港英政府的行政干預，及與內地供應商的寡頭協商。也有論者指出，戰後亞洲芸芸新興工業國中，香港這個異數——實行所謂自由市場政策——源於業已進入統治聯盟的傳統地產及貿易大洋行，為自身利益，全力反對新興工業資本向政府提的各種優惠工業發展的建議（如以優惠價出售50年代官塘新工業用地、及成立專門貸款予中小企的工業銀行等）。

資本並非不需要政府，港式「自由市場」正是金融地產資本長期統治香港的產物，是謂陰差陽錯。

遠的不說，回歸後政府入市打大鱷、近日英美政府大量泵水銀行體系、香港的任五招及經機委，都算為「政府干預市場」好了，但不要忘記入市的大背景，正是市場可憐地崩潰。了解究竟是甚麼搞垮了香港，是辨認何謂新機遇的基礎。批判地回顧香港的市場模式，寫部擺脫市場原教指主義的香港經濟通史，說不定才是經機委的正經事，雖然沒有人相信他們有能力如此做，而這看來也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

dynamic的語言，未完成的culture

批改學生交來的功課，普遍的現象是文章都不重視標明參考資料及註腳，一般都是用開apa或mla之類的格式，兩組三十多位同學，一同創造了三十多種引文的格式，不愧為設計系的同學，波瀾裝闊喂為奇觀。然而，同學也許都太謙虛了，沒想像過自己的手筆會日後也可能成為別人的參考材料：後人希望了解作者的思想淵源，或解開作者欲言又止的言語迷陣，或作品與作品之間某種含蓄但深刻的關係，參考資料都是重要的線素。知識的生產，就是踏著前人的腳步累積而成。

新知識有其天馬行空的不妥協，也有其無法擺脫、哪怕是隱性的前文後履。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話語的秩序〉第一段便說：「…在我之前早已有一無名的聲音在訴說著，如此我便只需加入，接過其已開的話頭，置身於其裂隙間而不為人所知…如此則不會有任何開端，而我也不是話語的締造者…」這位法國哲人迂迴地暗示，以為創意就是罕地拔蔥式的無中生有，是虛妄的。情況並非你想偷雞摸狗借了用了曲解了別人而可以裝蒜，而是即使你以為已經獨立創新得前無古人，到頭來也不過阿born指出沒腳雀仔並非王家衛為旭仔原創般叫人失笑。

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開創者之一，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早在七十年代出版了《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反假設一詞一意的習見，威廉士追蹤許多重要概念的意義演化。例如creative（創意）：打從世界之初，只為上帝才有「創造」的能力，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這詞語才「下放」到人類的藝術創作。又如individual（個體）：當代通常被理解為個別、獨特的「個體」，但這詞最初的意思卻是群體中的一例，意指不可分割。啟蒙運動催生出一種趨勢，反對將人視為只有社會層級所分派的功能，這詞於當代才會以差異作為主調——「個體」已暗渡陳倉為一個自明自足的個人。

現今版權制度裡，「作者」是關鍵詞。但作為封閉及絕對的「個體」作者，不過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不必然如此，也長時期並非如此。從知識傳播及累積的角度而言，何以鬆縛如今已發展為知識圈地（enclosure）的版權制度才是當務之急。威廉士以關鍵詞為單位，記錄字詞的演化過程，本身就是確認知識的承傳及關係面向激進而明確的示範。

可知道，如今人人瑯瑯上口的「文化」（culture）一詞，作為名詞（即不同的思想、價值、習俗系統等）存在於英語世界，只是十八世紀初的新發明。在此之前，culture是動詞，指培育、耕耘。與其把文化視為現成的，可據為己用，即時買賣，不如承認其永遠需要共同參與培育的一面。馬克思概念系統裡，由abstract到concrete的發展，筆者是讀stuart hall才勉強能夠唸口箕的說一點，但實牙實齒，raymond williams一本書便將這種過程示範得蕭灑死了。